今天的文章是我从一篇英文文章翻译过来的。作者 Jennifer 的经历也是我们很多卡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人们的经历。希望能给一些人带来启发和共鸣。

因为我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自己的情感，所以，在情感上忽视了对我的教育。

2020年6月8日

我的父母不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强烈情绪。与他们打交道，就像是坐过山车；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生气或大喊大叫。

在我原生父母的家里，情感以及情感需求之类的话题从来没有被提及过。

尽管我的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我和弟弟提供了基本的食物、住所和经济支持，但他们不知道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该如何帮助我。

而他们的父母过去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我的父母是移民，他们一直都为了生存而奋斗，所以没有时间去奢望解决自身的情绪问题。

不幸的是，这就意味着我在与他人建立安全关系的层面，就没有得到必要的技能发展。

我的父母不具备表达情绪的语言训练。他们不会问我是否快乐、悲伤、失望、感到受伤还是愤怒。

他们不会和我一起讨论在我的朋友们当中，学校里或者我和他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每当我尝试告诉我父母我一路走过来的经历，他们通常会在我还没说完就打断我的话。

一些善于明智管理情绪的父母会问：“你今天看起来很沮丧。在学校里怎么样？你想谈谈吗？”

根据乔内斯. 韦伯（Jonice Webb）博士的说法，家庭中缺乏情感语言意味着这个家里的孩子们没有机会认识到情感的重要性，不能充分体验情感并对其进行处理。

我的父亲不擅长控制自己的愤怒，他经常发脾气，陷入暴怒之中。他常常对自己的妻子、母亲、兄弟姐妹，有时还对自己的孩子大喊大叫。

他有很多压力来源，比如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担心可能被解雇，担心孩子们在学校是否表现良好，是否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担心我和弟弟即将面临的大学教育经费。我知道他很担心这些事情，因为我来对我造成的创伤。

不幸的是，我父亲并没有时间去发展健康的应对方式去处理自己强烈的情绪并以无害的方式得以解决。劳拉·马卡姆博士（Laura Markham, PhD）说，愤怒是一种防御机制。

当人们无法完全处理或表达自己内心诸如伤害、羞耻、内疚、悲伤、失望、恐惧和沮丧等情绪的时候，人们反而会变得愤怒。我的祖父母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也没有足够的技能和资源来教孩子如何应对这些情绪。

他从小在越南的家庭非常贫困，家人们只专注于如何生存下来。他唯一能减轻自己在生活中所承受压力的方式，就是抽烟。

我的父亲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学会如何处理自己强烈和烦躁情绪的技能，因此，在成年之后每当他情绪遇到挑战时，他只会生气。

我母亲的情商发展程度就和孩子一样，她控制复杂情绪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内心的愤怒、恐惧和嫉妒。

她会脱口而出任何进入自己脑海的东西，即使是伤害，这是越南人的一个常见习惯。她还对别人的性格特征做出不公平的判断，称他们死蠢和疯子，同时坚持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这些不公平的言论会立即激起其他家庭成员对不公正的愤怒情绪，并让谈话不欢而散。

这很可能是她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太孩子气和笨拙，本来她的本意是为了家人们的好处，但由于她不善于处理自己情绪的方式，反而让听的人拒绝接受她的意见。

这令她觉得家里没人听她的，并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不幸的是，她也不是特别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

我父母缺乏沟通技巧。他们很难理解别人，也很难被理解。我曾经注意到，有次母亲要和父亲沟通五点问题，但是直到他们开始争吵，我才好容易听明白了她其中的一个想法。

我的父母经常吵架，他们没有耐心倾听彼此的观点，也不知道该如何以正确的态度接近对方让对方听得进去。我的治疗师认为，争吵是我父母所知道的唯一能彼此沟通的方式。

这些挑衅，是我父母为了引起对方注意而做出的笨拙和不熟练的尝试。这就是他们之间建立了多年的沟通方式，这也是他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

我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以及帮助我建立起面对生活挑战的信心。在过去，特别是恋爱分手后，我真的很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情绪健康的人都会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他们的父母会说些智慧的话来安慰。但是每当我告诉我父母自己分手的事，他们都保持沉默。

我妈妈曾经还说，这是我造成的。他们的帮助形式，只是经济上的：“如果你想搬回洛杉矶，我们可以帮你搬回去。或者是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你钱。”

但我真的需要听到的话是，“我知道你现在很痛，但你会好起来的。你很漂亮，很有趣，很可爱！那个人不适合你。你将来会找到适合你的人。”

我最终找到了帮我填补了这些情感空白的朋友们。他们是我在危机关头可以电话寻求帮助的人，他们会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和我共度一个下午，和我讨论我所遭遇的问题。

事实上，在我最近的一次遭遇危机的时候，我给父亲打完电话后就打给一个朋友。这位朋友说了我需要听的话，让我重新接受治疗，还为我推荐了一本书。那次电话之后，我终于感觉自己得到了我所需要的情感支持。

我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也很笨拙。我有一个儿时最好的朋友叫特蕾莎，她是我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同学。

我们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她来找我，她在课堂上举步维艰，不确定自己未来的受教育道路。她感到很沮丧，哭着来找我。我努力寻找合适的话语来安慰她。

回想起来，我本可以带她去海滩旅行，让她忘掉烦恼，但我没有那种本能。之后，我们失去了联系。

虽然用东方的标准或西方的标准，可能没法对这样的方式下定义，但本质上来说，我是受了童年情感忽视和语言虐待的影响。儿童的情感忽视，是指父母未能对儿童的情感需求做出充分的反应。

我父母在情感上撇弃了我；当我情绪激动时，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安慰自己，因为我父母无法在情感上让我平静下来。他们还会互相辱骂，让孩子们每天几个小时听着这一类的辱骂。

这些辱骂包括大喊大叫、批评、责怪、轻视、咒骂、骂人、表现出控制和操纵行为——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我父母表现出来的。

我的父母和许多中国父母一样，都是权/威型批评和压制型的做法。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信息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在哭泣、顶嘴、生他们的气，或者违背他们所定的规矩，我就会有麻烦。

从这些信息中，我开始与自己的感受脱节，因为我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的心理医生指出，我在长大后很多年后才这么做。有一次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有次我和妈妈一起哭，因为我为自己丢了一张贴纸感到心烦意乱。

当我父亲下班回家时，我哭得更厉害了。因为我父亲过去经常在家里大喊大叫，我哭是怕他会冲我大喊大叫。在我的脑子里，我哭是我的错，会因为制造麻烦而为此受惩罚。

我的治疗师发现，我很难说明白为什么某些事件会在我心里引发强烈的情绪。我对自己的感受认知是被切断的，因为多年来我一直被训练不去理会自己的感情，只要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就好了。

因此，我习惯于掩盖自己的真实情感。事实上，在诸如内疚感之类的某一种情感占据我们的那一刻，我们内心通常会有一种下意识的信念被触发。

这种信念可能是：“孩子必须服从父母”，因为我们对这些下意识的信念并不坚定，所以会感到内疚。

我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每当遇到令自己情绪激动的事情之后，我就学着立即放慢速度并辨别自己的想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上，我们就能发现隐藏在自己内心里的一些信念。

由于被父母抛弃和辱骂，我所接受的一些不恰当的信念是：

>以不依赖他人为荣，更喜欢自给自足和“独立”。

>很难向他人求助。

>对自己的评判比对其他人的评判更严厉；降低了自身决策能力的信心。

当我意识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信念是毫无益处的，同时也学会了表达自己情感上的需求，就开始用清晰明了的话语与父母进行沟通。

尤其是尝试对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有些行为会给我带来压力。甚至，我的前男友也曾评价说，每当我和自己的父母或其他家人通电话时，声音都会变得非常紧张。

但是，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反馈是，我应该“处理好这一点”，“不要想得太多”。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都不会改变。他们这种回答，有时让我怀疑自己的感觉是否有意义和重要。

最终，我学会了不为自己的感受从外在寻求验证。它们是不可否认的存在，正如在我体内心理上的“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就如同出汗一样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的孩子们都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多么地挑剔和过度保护，而我也不例外。

我母亲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指责——我父亲、我兄弟，还有我——只要看到她认为不对的事，她会立刻指责。我经常被她批评连半句广东话都听不懂，花钱买了衣服或出去吃个饭，或者是食物预备地不妥当。

一个小小的错误常常会演变成我父母对我的教诲。菜切得不合适会演变成一个日后我会如何饿死的讲座，因为我不会做饭。买件衬衣或牛仔裤，会引发一场关于我怎么挥霍金钱以及做出糟糕决策的讲座。

这样的讲座肯定会让人恼火，更糟糕的是，当我的人格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会感到痛苦。

在我父母的家中，我经常会感到自己处于警觉状态，生怕被他们指责。也经常会把购物袋藏起来，免得被母亲看到招来言语的攻击。

这些批评真的会损害我的自尊和信心，让我没有安全感。

尽管在西方世界的观念中，我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但对我的父母来说，我不知道如何理财，也不会做饭。我还出现了一些身体状况比如睡觉的时候磨牙，晚上对噪音敏感。

还在小学的时候，我和一群朋友一起吃糖果。这是违反校规的，操场管理员对我们进行询问。我记得当时这件事对我造成的压力很大，因为在我十岁期间的念头里，如果我惹上麻烦，我会被致死的。

这就是母亲带给我的印象。最后我对管理员撒了谎，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父母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会冲我大喊大叫，指责我，责罚我。这就意味着我犯了一个错误，而我曾经笃信的是，自己不会犯任何错误。

惹上麻烦以及受到父母的管教的潜在危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每当我看到为下一年预备的草莓带状糖，我就感到内心渐渐升起的压力。

我认识到，自己的父母是在尽力把生活经验传授给我，但是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曾经我就母亲习惯了的指责行为进行正面对质。而她的反馈是，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挑剔。

我告诉她，她会经常叫人“疯子”和“死蠢”。她否认了这一点，但在接下来的仅仅五分钟内，她就说我是死蠢，证明了我的话是对的。

当我指出这一点时，她承认这只是一种习惯，她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觉得这真的很难过，因为这意味着她同样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并且不由自主地在复制这样的模式。

我意识到，在她不断地指责下，我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她的指责让我如履钢丝，总是试图避免错误，夸大事实地看待一些小差错。

我意识到，每当我开始期待着自己的老板来给自己上课以警告我可能犯的错误时，这已经是个问题了。

这就是每当我去治疗要自己不再对这些错误焦虑，因为这些东西让我变得胆小，在必要的时候无法创造性地尝试自己的工作。

在治疗中，我学会了将自我价值从挫折中分离出来，转而专注于我是谁以及我所做的努力是什么。

同样重要的是，当事情不顺利时，我学会了富有同情心、耐心并理解自己。不再纠结于一个不可能达到的完美标准，让我觉得自己更安全，也让生活更平稳地运行。

我无法改变自己的父母或自己的童年，但我决定要完全面对这其中的错误，为自己找到曾经从父母那里无法得到的养分和支持。

这花了很长时间，但我终于承认自己有一个可怕的童年，包括童年期间情感上的被忽视和每天遭到父母的辱骂。

小的时候，我就发展了一些不良的应对机制来适应自己成长过程中充满敌意和焦虑的环境，而当我试图从父母的阴影下成长并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时，有些应对机制就产生了阻碍作用。

在克拉丽莎·平科拉·埃斯特斯（Clarissa Pinkola Estés）的《与狼赛跑的女人们》一书中，她强调了从一个幸存者到重新进入丰盛生命的重要性。

克拉丽莎说：“与其让幸存本身成为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不如把它作为众多徽章中的一个，而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知道自己度过了可怕的童年。

我知道自己小的时候曾幻想过有人会来救我，但从来没有人来过。我为自己生命中失去的一切而感到悲伤，因为我的父母没有足够的情商以供应给我。

现在，我知道“不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是时候“把自己投入到那郁郁葱葱、养分充足、阳光明媚的新地了，”克拉丽莎写道。向前看，这就是我将要做的。

作者：吕.珍妮弗 Jennifer Lu

Jennifer 的文章涉及心理健康，亚裔美国人以及女性的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