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发了一篇关于沧州博施医院的文章，写了那些把生命留在中国的英国年轻人故事，引起很多读者朋友好奇。一些读者留言说，希望有机会能来沧州，到博施医院纪念馆看一看。

上海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她就出生在沧州博施医院，生命垂危的舅舅也曾在这所医院起死回生。她愿意把自己收藏的老照片提供给纪念馆。

路博施、潘尔德、李爱锐......一个个优秀的青年人告别家乡和家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倾尽所有服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直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留在这块土地上。在他们身上，见证着亘古长存的爱之力量。

几乎与建立博施医院的英国年轻人同时，一个法国人也来到沧州。他去的地方是献县张家庄，西距博施医院约有数十公里。

这个法国人名叫阿纳托尔.盖斯丹。他32岁来到中国后，就改用中国名字丁鸣盛，他穿中国衣，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直到89岁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

从丁鸣盛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出，晚年的他完全是一位慈祥的中国老人样子。

我的手头有一本书，就是丁鸣盛写给家人的书信集《从今以后我叫“丁”》。他在信中对母亲说：“再见了，亲爱的母亲，您的中国儿子会永远想念您。”

丁鸣盛的家乡在法国一个北部小城，他的父母共养育了7个子女，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去世早，母亲一生辛勤经营一家面包坊，充满爱心地抚养着孩子们。  

丁鸣盛当年住过的老房子，上面仍可看到面包坊字样。

这个男孩和姐妹们在母亲身边幸福地长大。妈妈烤得一手好面包，深受全家人和小城百姓的喜爱。这个家庭充满了面包温暖而香甜的气息。

自从来到沧州献县，丁鸣盛再也没有吃过母亲的烤面包。在给家人的信中，丁鸣盛常常回味面包的芳香。

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丁鸣盛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都会回忆起临别那一天的情景。晚餐后，我们在客厅里聊天，画画或做些别的事情，就是为了掩饰自己，不让眼泪流出来。”

离别的时刻到了，驶往亚洲的商船鸣响了汽笛。丁鸣盛和另外几个同伴向岸上送行的亲人们挥手告别。他们脸上虽然强颜欢笑，但心里都明白，这次挥挥手，也许意味着一生的思念。

他的一个同伴忽然像孩子似的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如果没有永生，我应该永远也不会离开法国。”

丁鸣盛在沧州西部做了大量的工作，关怀慰问贫苦人，兴办学校，赈济灾民。

丁鸣盛在张家庄和周围很多村庄都办起了学校。他在一封给亲人的信中写道：“我的学校里差不多有一千名学生了，多亏法国寄来的救援物品，我才能做这些事。”  

他常常写信劝法国的亲友们捐资，承担一个中国孩子上学的费用。其中一封信写道：“西蒙娜，说服你父亲收养一个中国孩子吧，承担他在初中的学习费用，这是一件高功厚德的事情，费用不会超过二百法郎。如果你的父亲同意，请你把他的地址告诉我。每年我会把他所帮助的孩子的信息告诉他。”

当地发生饥荒的时候，丁鸣盛便通过多个渠道筹措资金，帮助那些没有食物的灾民。“多亏了你们，上百名儿童有了吃的，冬季里有了暖和的地方。而且，我还能够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和被强盗杀死了丈夫和儿子的寡妇。”

丁鸣盛把筹到的钱用在学校和灾民身上，他自己常常吃的，却是掺了一半糠的饼子。他忘记了面包是怎样一种味道。

因为忙于救灾和办学，丁鸣盛有时候顾不上给惦记自己的妈妈写信。1929年夏天的一天，好不容易有些闲暇，丁鸣盛坐在桌前，展开给妈妈写了一半的信纸，继续倾吐自己的思念之情。正当这时，一个信差把来自法国的一封信给他送来。

他拆开信件，才知道自己深爱的妈妈已经去世了。

1951年至1953年，在大陆的外国人都相继离开，但丁鸣盛说什么也不走，他说：“我来到中国，死在中国，绝不回去！”

就这样，丁鸣盛神奇地留了下来，成了留在中国的唯一一个外国宣道士。

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年近九旬的丁鸣盛双目近乎失明。他坐在床沿上，听到有人走过来，就说：“我要吃那......黑东西。”他说的黑东西，是指红薯藤磨碎做成的窝窝头。然而，就连这种东西也吃不到了。

1961年1月28日，丁鸣盛在饥饿中离开这个世界，享年89岁。

丁鸣盛和路博施、潘尔德、李爱锐不属于一个团队，他们虽然都来到沧州，但并没有交集，然而这些远离故国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爱中国人。直到今天，当地人依然没有忘记他们。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

他们的身体埋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他们的灵魂却如云朵在高高的天上，映照着最明亮的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