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上帝导致的绝望

谈论“上帝”——不管我们是否相信宗教——就是在试图解决万物的本质问题，实存的根基与基础问题。我们已经对绝望做了描述而不是对其进行解释；现在，我们必须照着它的本质和最根本的原因对其进行探讨。克尔凯郭尔本人也曾深受绝望之苦，所以他对我们提供的帮助是现代为数不多的思想家所能提供的。他如此坦白自己的童年时代：“就我所能记忆的情形而言，我唯一的快乐就是没有人能发现我是多么不幸福。”后来，他了解到父亲在两性关系上的不检点，这乃是他人生中的一场“大地震”。这个家庭的七个孩子中有五个夭折，这使他父亲相信上帝在惩罚他。那时，索伦克尔凯郭尔也曾经“过着放荡的生活”。在父亲去世前不久，也就是在索伦二十五岁生日时，他刚刚和自己的父亲及宗教信仰和解。后来，他与恋人雷吉娜奥尔森痛苦地分手，因为索伦尽管爱着她，却无法把自己家庭的秘密与她分享。他终身未娶，并且继续经历着孤独与绝望。

透过他自己所有的人生经历，克尔凯郭尔认识到，人是多么需要关系。因此，对他而言，绝望反映了一种个人与上帝之间以及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破裂。人乃是属灵的存在者，若没有关系，我们就无法生活下去。然而，上帝没有强迫我们必须是关系性的；若我们愿意，可以拒绝我们的造物主。这或许就会导致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根本性焦虑”，即那种必须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进行抉择时被置于其中的困惑。当我们对自我抱有的虚假感觉导致做出罪恶的选择时，绝望就会出现。在亚当犯罪之后，我们自己的抉择难道还有多么可靠吗？实际上，上帝希望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的人与他建立关系，然而人却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虚假自我”怅然若失，自我崇拜或不信上帝。

克尔凯郭尔看到，我们对自主权所抱的骄傲乃是邪恶的。它代表了对“关系中的人”(being-in-relationship),即真正的人的一种否定，并导致人的绝望。这种绝望的状况，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都是想过一种虚假的生活，同时也否定了我们关系性的本质。既然我们是照着一位三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在我们根本的存有中就拥有一种对关系的渴望。因此当我们拒绝接受上帝或是其他人(这些人同样拥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就会生活在焦躁、不安、压抑、恐惧和失落中。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不论言语或德行如何，都是罪人。我们都经验到了绝望。然而，克尔凯郭尔论述说，尽管绝望乃是我们人际关系失败的明证，但它同样也以惊人的方式指向了我们的人性；我们无法倚靠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来生活。我们的绝望虽然反映了孤独——这乃是我们无法与其他人建立起人际关系的结果，但它也凸显了作为“人”的尊贵。如此深刻地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乃是克尔凯郭尔称之为"致死疾病”的绝望生活。这不一定意味着自杀，而是说，它是一种绝望，而唯有在"属血气的人”(正如使徒保罗称呼我们的那样)死去和作为“属灵的人”活过来之时，在我们不是为自己活，而是“在基督耶稣里”活着的时候，才能除掉这种绝望。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讨论。

克尔凯郭尔描绘出了绝望的几种类型。第一种绝望是关于可能性的绝望(despair ofpossibility),这乃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受到多少限制而导致的绝望。尽管有诸多敞开的机会，但我们却会感到恐惧，从而选择在一个狭窄、局促的生存空间行事，被我们自己的自由弄瘫痪了。

这种形式的绝望可以从艺术家、剧作家、追求浪漫的人，或者说实际上是那些理想主义者的白日梦中找到。学者同样也会如此自由地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活在创造性观念中，以致他或她会游离一个关系世界，从而失去与现实世界的接触。有太多自由却没有界限就会导致这种“出于可能性的绝望”。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当把小孩子留在一个巨大空旷的院落中玩耍时，他们会小心地留在院落的中央，但是当把他们放在一个圈着篱笆的院落中，他们就会跑到院落边上。对许多人而言，绝望是从那种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眩晕中产生的。正如萨特所说，我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注定要自由”的。我们与其说是被我们必做之事诅咒，毋宁说是被运用自由所做之事诅咒，结果这导致了我们的绝望。

对萨特而言，自由意味着一位绝对者的缺失，没有任何“借以”生活和“为之”生活的事物。在他的剧作《苍蝇》中，英雄奥利斯蒂对宙斯说：突然，从蔚蓝色的天空中，自由猛地砸在我身上，将我推倒。我的青春随风而去，而我唯独认识自己.....天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没有对错，也无任何人向我发号施令我注定没有任何法律，唯有我自己.....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路。

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有一种可怕的含义。它意味着，在我们之下没有任何根基，唯有虚空，即一个深渊而已。对萨特而言，具有太多的可能性之所以可怕，乃是因为它意味着失去了人生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透过“大法官”控告耶稣通过保证人们的自由选择而导致了人性的毁灭和绝望。尽管我们在没有自由时会渴望自由，但这种毫无限制的自由的重负对我们来说却是难以承担的。

另一种与之相反的绝望是有太多限制而无多少自由。这是关于限制的绝望(despair offinitude)。这种绝望是从束缚人的狭隘心态和压抑中产生出来的，并且可以从一个由男性统治的世界中女性所感到的绝望看到。男性沙文主义对性别问题的麻木已经让许多女性陷入苦毒、困惑、伤害，或是陷入由于否定了她们真正的女性特质和自由身份而带来的压抑中。但是，这种绝望又有两种形式：其一，某些人向社会潮流屈服，他们的痛苦无法被世界注意到；其二，某些人仅仅是采取一种宿命论的态度，以致他们的绝望甚至被更深地隐藏起来。

因为这个世界是借助外在的一致性而发展繁荣的，所以这两种形式的绝望几乎无法被社会辨认出来，直至达到了危机时刻——如离婚之苦，或女权主义的反抗，或突然意识到童年时被性侵，或家人病态互依的问题——就是家人同谋要保守某个家庭成员沉溺的秘密。但是，这种伤害却已经造成了，而且人们就像悲剧舞台上的演员那样继续过着绝望的生活，或是像在一个虚伪家庭阴谋中的受害者那样。

所有这些形式的绝望显然影响到、甚至可能决定了我们的人格。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们都会对厄运与痛苦做出回应。克尔凯郭尔倾向于在自己文化中来看待这一点，就性别差异而论，他认为男性的意识性与挑衅性要更强一些，女性的无意识性和顺服性则更强一些。在这两种形式的绝望中，以无意识的、“女性”的绝望为更危险的形式。在一个仍然对其邪恶状态毫无意识的世界中，这种绝望也更加普遍。事实上，诸多最恶劣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在大多数组织化的宗教中，即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基督教王国”中的无动于衷、盲目与僵化。令人可悲的是，教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道德上的僵死状态。

然而，当绝望为人感知，就会出现一种关于软弱的绝望(despair of weakness)。这意味着故意拒绝接受人真实的自我，而决意过一种虚假的生活，比如人们在自己的工作、事业或社会地位中找到了自己的全部认同。当人的事业遭遇失败，理想没有实现，或是人际关系瓦解时，这种与已然失落了的事物之间的认同关系就会彻底成为灾难。这种“对软弱无力的绝望”反映了许多人赖以生存的自我形象的低迷。我们既然失去了任何对自身真正独特性的意识，就会变成毫无面孔的墨守成规者，没有位格性的行政人员，不过是社会统计中的数据而已。

其他人虽然或许不会落入到这种樊笼之中，却会屈服于对永恒事物的绝望(despair overthe eternal)。前者是一种对软弱无能的绝望，这种绝望则是一种对战胜软弱无能的绝望。对自我抱有一种低迷观点的人会感受到他人的蔑视，从而去厌恶其同伴。就像提耳玛(Thelma)一样，他们之所以害怕孤独，乃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面对自己。这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们不得不去伤害自己的倾向，就像曾经被人伤害过一样。假若我在孩提时代曾经被人拒绝过，那我就会倾向于拒绝那个在我内心的孩子。当我发现自己陷于绝望的深坑时，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就会驱使我去挖掘一个更深的坑。完全沉湎于我们自己臆想出的软弱无能中，我们就会对其变得更加绝望。

最后，最强烈的绝望形式是对于违抗的絶望(despair of defiance)。有此种绝望者“绝望地希望做他自己”。它始于人不愿意做自己，因为他们厌恶自己的软弱无能。继而，他们之所以绝望，乃是因为他们已经选择用受造之物、尘世之物来满足自己对永恒的渴望。很快，我们就会因着自己那种以自我追求取代了属灵事物与永恒价值的倾向而感到绝望。最后，我们就会用那种永恒渴望的力量来强化其挑衅态度，并故意破坏自己的全部存在。正如泰勒(Jeremy Taylor)所言：“绝望是沉沦失丧后不可避免的感受。”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更直白地说：“绝望乃是愚笨人的结论。”因为，将我们人类所有的抱负变成令人绝望的挑衅态度，这是极为愚蠢的。然而，这是存在主义的灵魂。这也是见于尼采和萨特思想的一种精神——人要做自己的神。这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自我实现运动，后来这种精神在"新纪元意识”中又被进一步地夸大。

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它并不承认能超越它自身的力量，因此.....就像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盗取了火种一样，这乃是想从上帝那里盗取那一诚挚的思想，即上帝关注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