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腓力

翻译：许立中

主  播：雪  鸽 

文字提取：小 王 子 

班德医生（上） - 通往快乐的绕道（上）

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四年刚好是我的大学时代。那时美国的一切都仿佛正在崩分离析：越战将我们的国家理想一点点地凿去，环境破坏的醒觉挑战着那曾经建立起我们国家的工业道德，而青少年的次文化则暴露了商业和媒体空洞的物质主义。从那时开始，这些问题都已变得耳熟能详甚至陈腔滥调，但是对于当时正在建立个人世界观的我们来说，那个年代却留下了巨大和深刻的印记。

回想随后的几年，我基本上是愤怒、孤单和绝望的。我看见出色和充满才华的朋友对社会采取放弃的态度，企图从迷幻药和大麻中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其他一些人则再没能从越南的森林回来。我沉重地踱过黯淡的存在主义小说，以及纳粹大屠杀等非小说作品。当我从这类偏颇的角度去看教会，我主要看见它的伪善以及与世隔绝。虽然像切斯特顿那样的人带我回到上帝那里，我仍然难于将上帝跟教会分开来看，从而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个人信仰，问题仍然不停在打转。就算在编辑一份基督教杂志的时候我仍写了像《有话问苍天》、《基督徒活的不愉快秘密》和《无语问上帝》这类书，这些书名充分投射出我的信仰挣扎。

我现在明白我跟班德医生的合作写书，帮我抚平了那段反复无常的日子。我花了上百个小时盘问他关于全球性的问题、生命和上帝。在赴印度和英国的旅程中，我追溯他的生平，访问了他的旧病人和同事。(我发现手术室的护士对外科医生的性格有最独到的洞见。)我骄傲地携带着最早期“手提电脑”(一个十四磅重的怪物)，跟着班德作随行访问。无论是乘吉普车颠簸于印度郊区凹凸不平的路上，还是坐在轻微摇晃的伦敦地铁车厢里，我的指始终在键盘上打字。

我最初认识班德医生是我在写《有话问苍天》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图书馆广阅有关痛苦问题的书，而我太太却在清理一家医学用品店的壁橱时，偶然看见一篇他所写有关“痛苦的礼物”的有趣论文。班德的方法，正如题目本身所暗示的吊诡特质，亦正是斯特顿吸引我之处。他对欢愉和痛苦所持的不同观念，是我从未遇过的。我访问过许多拼命地要脱离痛苦的人；班德却花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去为他的病人创造一套痛苦系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