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浦旻牧师

当阴云密布，杀声震天时，基督徒应该怎样面对？

1900年，由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开始，整个中国北方到处都是被煽动起来的仇恨。这带着杀意的仇恨就像暴怒的狮子，直奔基督的教会而来。最终导致了两百多名宣教士被杀，殉道的基督徒多达两万。至于被焚毁的教堂，孤儿院，学校等更是不计其数。

从教会历史来看，这不过是寻常之事。福音的种子本来就是靠殉道者的血来浇灌的。（注:两千年的教会史中，重大逼迫（殉道人数10万以上）有56次之多。其中10万以上的36次，50万以上的8次，殉道100万以上的12次。其中，36次发生在20世纪之内。）

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正在经历1900年那个特殊时期，你我又会怎样？

首先必然是朴素的情感流露。

比如恐惧，担忧，对裕禄（当时的山西巡抚，最仇视也杀基督徒最多）等的愤怒，对无知到极点的朝廷不满，对家人生命的怜惜等。那时，教堂建筑、个人财产等反倒是身外之物。这些物质性的东西在真正残酷的大逼迫面前就显出是无足轻重的了。

这种朴素的情感是人所共有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看到亲人被打被杀，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传道人，因为在肉体中，也会有挣扎与痛苦的感觉。今天，我看到一些基督徒过于理性，看到别人受苦立刻宣称这是管教。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但显得毫无同理心，没有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毫无果效。

在合理范围的情感宣泄之后，伴随着祷告，就应当慢慢转向真理。真理其实并不与常识相悖，而是高于常识。比如，信主之亲人的去世，不管是生病还是殉道，结局都是回到天家。我们哀伤之余，必须认识到这不是“永别”，无须肝肠寸断。

当时的基督徒遵行主耶稣的训诲，就是面对逼迫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爱仇敌，为那逼迫教会的人祷告。太10:16,5:44

当时教会的具体反应如下：

1、除非被欺骗，他们一旦明白官府动了杀机，怂恿愚民开始屠杀，就会躲避起来。这样，既尽了自己的本分，也避免凶手的罪更重。他们压根没想过组织起来，公开对抗。

2、迫切祷告，求主加添信心与力量。决不放弃信仰的立场，也不会去恨慈禧太后与裕禄等地方官员。更不寻求报复参与屠杀奸淫行径的义和团成员。因为这本是属灵争战在地上的反应，他们也不过是被利用而已。事后，一些宣教士主动放弃了清廷对教会的物质赔偿。此举令李鸿章等大员感到稀奇，以后对教会也就逐渐放松了态度。

3、立定心志，准备殉道。事实上，因为整个帝国充满了对基督信仰的仇恨，当时的信徒对殉道这个词并不陌生。虽然会有一些人软弱，甚至离弃了主。但当时的宣教士与本土传道人基本上都心志坚定，能坦然面对屠刀。裕禄往往是当着父母的面先杀孩子，然后再屠戮大人。根据当时在现场之人的陈述，宣教士们的表现实在是值得后世景仰与效法。他们从容面对狰狞的死亡，无惧刀斧。这一切真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让黑暗势力战兢。

4、在仇敌面前为主做见证。平时，百姓基本不可能向官府老爷们传福音，但藉着庚子教难的机会，在审判的堂前（有些是官府出面直接杀戮的），就有机会见证基督的受难与复活。因着此次事件数万基督徒被杀，福音的种子就开始暗暗扎根、成长。到1949年，中国就可以有了70多万基督徒。两千年来，教会第一次在神州大地真正打稳了根基。靠的不是势力与才能，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

朝廷为什么会利用、唆使义和团屠杀基督徒？

1、政治方面的考量。让百姓互相攻击，削弱民间可能的反抗力量。

2、文化的冲突。以大学士徐桐为代表，认为基督教的传扬是对儒家文化的摧毁性打击。因而不择手择诋毁与攻击。后来徐桐全家反倒被京城义和团在乱中劫杀。

3、宗教矛盾。既有利益阶层不甘心自身利益受损，从而煽动仇恨，让百姓攻击教会。如福音一广传，庙祝等就失业，所以会拼命攻击。

4、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的经济交融中，传统手工业受到打击。失业的人们当然无法攻击外国公司，唆使攻击教会就成了清廷转移视线的好办法。

5、官场权谋。荣禄捏造消息说列强打算逼慈禧退位，让光绪帝完全独立掌权，所以老太后恼羞成怒，破罐子破摔，迁怒于教会。

6、自卑心理的反弹。他们误认为基督教是洋人欺负天朝的工具之一。裕禄就是代表，他本是清官，在民间口碑相当不错。所以，从上到下，都会污蔑与诋毁。

7、更有属灵争战的原因。撒旦岂容数千年之久的拜偶像现象被扭转。

庚子教难发生的原因事实上非常复杂，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全怪义和团运动，那只不过是诱因。

当然，我们知道即便地上各国全都起来抵挡福音、逼迫教会，上帝依旧是上帝，他统管万有掌管一切。经上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25:1，而且我们需要知道万事的细节也都在主手中，主不允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所以，当时的教会即不可能完全明白发生如此惨烈逼迫的原因，也无需去猜测。我们后人总是以为比古人“聪明”，其实如果自己是当事人，则一定也是当局者迷。

上帝允许发生逼迫教会事件的原因？

1、上帝要用逼迫的火来炼净他自己用宝血所赎买建立的教会。

当时因为宣教士都是外国基督徒，而清廷几次对外战争俱都惨败，所以对他们表现得特别客气。加之宣教士传道心切，往往用免费医疗、教育，甚至赠食物的方式以贴近民众，所以乡间好些人假装自己信主进入教会，并以此自夸，但他们内在的生命没有改变。这样，刚建立的教会就很容易失去生命的见证。

为此缘故，上帝必须洁净他自己的教会，因为信徒必须是门徒、是圣徒。在火一般逼迫的环境中，真假基督徒则很容易分辨出来。

2、上帝要用逼迫的学校训练他的儿女。

那时，教会刚被建立，信徒属灵生命尚不成熟，比较容易停留于表面。比如追求神迹奇事，定睛于肢体们的彼此相爱，知识分子基督徒则喜欢进行无穷之理性的思辨，而忽视对真理的渴慕追求，对十字架真谛的体会与经历。

因着庚子教难的发生，迫使近代中国基督徒第一次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信仰？跟随基督究竟意味着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需要付出哪些代价？成熟都需要付出代价，成长需要必要的经历。

也就是在1900年后，中国教会自己成长起来一大批忠心而有见识的传道人。比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计志文，王载等。

3、上帝命定福音的广传需要付上代价。

耶稣基督自己就为了永远的救赎付出了被钉十字架的代价，基督徒当然要效法我们的主。在舒适安逸中被接受的往往只是道理，哪怕是敬虔真理的道理。在流血牺牲中，传出去的就生命的见证，活出来的真理。

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12:24-25。

也就是因为庚子教难所流的血，福音的种子才真正扎下根来，教会得以屹立到如今。

4、上帝要藉着逼迫与误解使教会分别为圣。

出于肉体的软弱，人总是想着教会能被高层认可，被政府接纳。有时，表现得如此能如此，可是也随之带来腐化。但因着一次次残酷的逼迫，基督徒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主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约18:36。基督徒在地上的职责是传福音，引人到主面前，其他的都不过是途径与载体。

庚子教难对后世内地教会的意义：

1、不可松懈为朝廷与在上有权柄者的祷告。

不要因为他们有时表现得穷凶恶极就心生厌恶，其实他们也不过是人。人都是软弱的，都不过是必死的世人之一。使徒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提前2:1-3

2、不可懈怠于传福音。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能再公开地传福音，所以圣经吩咐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提后4:2。有时候我们会陷入毫无价值的辩论中，并从中获得快感而没有节制，但逼迫一来，就会发现往往是平时爱辩论的跌倒得最快。

任何时代，愿意多读圣经，都是件美事。能多背诵圣经金句更是有必要，因为大逼迫一来，可能就没圣经可读，只有靠基督徒的记忆了。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很难禁绝圣经，不到最后关头，也不会强行禁止基督徒读经与聚会。

所以，我们应该少一些抱怨，多一些赞美与感恩。趁着环境尚宽容，要在圣经上好好下功夫，把信仰的根基夯实。

4、如果逼迫来了，采取分散的方式最好。

文革中没有教堂，可教会仍可以小组的形式继续聚会，为后来的大复兴打好属灵的基础。无需与官府对抗，因为基督耶稣也没有带领门徒与罗马政府对抗。我们通常都忽视，保持安静会带出内在的力量。

外在的抗议与国际舆论只会给政府对抗与要挟的印象而加重逼迫力度。虽然教会蒙上帝的看顾，真正重要的东西丝毫不会受影响，但我们需要尽自己的本分，而不是只凭着情感行事。

越是临近末世，官府的手段越会“高明”。完全可以通过抹黑污蔑等形式使传道人暂时失去会众的信任，从而使整个行政系统被摧毁。

但上帝所看重的不是外在的建筑物，事工规模，学校幼儿园的附属机构，而是人内在的生命。如果遇见像北朝鲜那样长达七十年与外界隔绝的逼迫环境，只有真正敬畏神的人才能坚持敬拜与传承信仰了。而这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有洞见的牧者首重带门徒，而非事工规模。

6、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环境，教会都不可停止教导关于受苦心志的信息。

不仅不要接受成功神学的错误思想，还要时时提醒弟兄姊妹关于跟随主需要付什么代价。当然，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在逼迫中能站立得稳也是出于神的保守，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应该有的心志。

总结：庚子教难表面上是场屠杀，但有上帝莫测的旨意在其中。

不仅使得教会根基稳固，而且带来以后的复兴。其中的规律我们需要思想，十字架的道路不可回避。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可以靠主不断得胜。这就需要我们现在就有受苦的心志，扎根于神的话语。内在的生命需要更新，外在的见证需要符合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