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旅：穿过两道墙

宁子

人物简介：张路加，男，1960年11月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东北大学，1983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宝钢总公司，曾任工程师，技术翻译。1987年去西德培训，后回国服务，1989年去德国，在柏林工业大学材料工程系读研究生。1993年1月进入美国福乐神学院念神学，1995年毕业，获宣教学硕士，并且因成绩优秀被列入这一年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名人录。1995年9月又进入台福神学院攻读道学硕士课程，1996年6月毕业，获道学硕士，并在洛杉机西区神州宣教教会做全职传道人。目前为“播种者国际宣教协会”中国事工部主任。

二、第二次背井离乡

（一）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眼就结束了，离开北方时，路加反而依依不舍。北方使他走出了上海的里弄，北方使他心胸变得深厚而宽广。

一九八三年，路加毕业回到上海，他是宝钢接受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一年后，宝钢送了包括路加在内的二十名大学毕业生去上海外语学院进修德文，他们经过两年密集课程训练，一九八六年毕业。路加一回宝钢就调到翻译科负责宝钢二期和三期重点工程的谈判。一道学习的二十个人，最后只剩他一人能够胜任艰巨的谈判任务。

一九八七年，宝钢组团到西德培训，路加是该团工程翻译，他的工作能力给德国人留下了很深印象。培训结束后他准备回国之际，西德很多厂商要他留下来，路加明白德国人留他的意图。宝钢有四百多项专利，素有技术博览会之称，路加是宝钢最早最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他从宝钢打桩就参与这个工程了，后来又参加了几期重点工程的谈判，他掌握了许多技术情报。路加拒绝了德国人的挽留，带着报效祖国之心回到了上海。

一九八九年五月，路加陪同一个德国技术代表团到北京，正赶上学运，德国人想去广场看看，路加陪同他们去了广场，学生游行队伍从他们面前经过，路加很激动，他盼望中国从此能够真正进入民主化社会。几天之后，坦克辗碎了学生的梦，也辗碎了路加的心，他从来不曾如此为中国痛苦——他从西德回来，本想以科学技术报效祖国，他原以为中国最需要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可是，「陆*肆」之后，他发现现代化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从北京一回到上海，他立刻向德国三所大学发出了入学申请。

他所在厂的厂长是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厂长很理解路加的心情，他鼓励路加说：「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应该出国看看。」（这位厂长曾组团去过西德）柏林工业大学最先给路加全额奖学金，一九八九年九月，一个秋雨潇潇的日子，路加从北京登上了西去柏林的国际列车。

火车隆隆离开北京火车站，路加向窗外的亲友投去依依不舍的目光，他忧郁地想：又要背井离乡了，这一走，几时能回呢？火车出了长城，经蒙古、西伯利亚、波兰，最后穿过柏林围墙在东柏林火车站停了下来。

暮色沉沉，柏林墙灰色的石砖隔离了两个世界：西边是资本主义窗口，东边是共产主义铁幕。铁幕下的德国人禁不住西边窗口的诱惑，「到围墙那边去」是许多东柏林人一生追求的梦。

柏林围墙其实是双层墙，两层之间是一片广阔的死亡地带，有地雷区和狼狗巡逻区。东柏林人翻越柏林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死亡之旅」。有人躲过了警察，翻越了围墙，却在冲向西边围墙时踩响了地雷，有人想躲避地雷和狼狗，乘热气球飘过去，却在汽球升空后被警察打落。柏林墙下不知飘流着多少怨魂。

所以，每趟过境去西柏林的火车都要受到严密搜查，警察把车厢的每个角落都查遍了，连行李都翻开来看是否有人藏在其中，火车的底部也被检查了一遍，才被允许离站。

夜间十点，火车抵达西柏林。

路加拎着行李下了车，他口袋里只有七十马克，舍不得住旅馆，一个人在候车厅里坐了一夜。深夜一阵阵寒意袭来，路加打了个寒颤，他凝视着窗外的夜幕：「这里也能找到一个家吗？」当这个念头滑过的时候，他的心情格外惆怅起来，他默默祷告了一个通宵。

三个月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路加在一条僻静的街上找到一幢古老住宅，他上了二楼，一阵熟悉的圣乐从一间屋子里飘来，他举手叩门。

「你好！」一阵热情的招呼声扑面而来，「欢迎你到我们中间来！」许多人向他伸出手，许多双眼睛望着他微笑，路加一下子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这里就是柏林华人团契，有二十多个人，除了路加是从大陆来的，其余的都是从台湾、香港、东南亚到柏林的华人基督徒。路加和他们一起查经、祷告、分享生活见证，两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聚会结束时他一点也不愿离开。

走出公寓时夜幕已经垂下，天上飘着雪花，路加的眼泪悄悄流了出来，可是心里却满怀着温馨，他在柏林终于找到了一个家，找到了一批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浪迹天涯的孤独者了。

（二）路加这次的背井离乡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机，如果说第一次的背井离乡使他走出了上海人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那么，这第二次的背井离乡则使他走出了两道坚固的城墙：东方的长城和西方的柏林墙。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路加刚到柏林一个多月，这天是东德国庆节，路加约了同伴去东德参加联欢（持中国大陆护照者进入东德很方便），在联欢会上，他亲眼见到东德总理、共产党主席昂纳克，骄傲地指着柏林围墙向他的人民宣告说：「柏林墙至少还要存在一百年！」这个宣告仅仅维持了一个月零两天！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墙倒下了！路加竟成为这段历史的目击者。

那天正午，路加在学生食堂用完午餐，他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广场走去。到柏林后的这些日子，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广场上散步，广场的中心有一座古老的纪念教堂，教堂墙壁上似乎还残留着二次大战的硝烟，路加仰望着这座残破的纪念教堂，仿佛仰望着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这位老人以沉默的庄严提醒这个被现代化成果再次搅昏了头的民族：记住历史的伤口，记住昨天的梦魇！

秋日的太阳柔柔地洒在教堂的钟楼上，正午的钟声依旧是低沉而缓慢的，路加踩着钟声悠然地漫步。西边是柏林最繁华的大街——古弗斯藤大街，南边有德国最著名的大理石雕塑，东边通往柏林动物园，北边直通布篮登堡大门——那扇大门关闭了整整四十年，它是冷战时期东西柏林的切割点，也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最前线。

路加沉思着往北走去，突然，他发现广场上有种异样的气氛，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广场，不一会儿，广场上人潮汹涌却又万分沉寂，路加停下脚步，他隐隐约约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两边的群众「呼啦」一下拥抱起来，汗水和着泪水流淌，欢笑声伴着喜极而泣的哽咽在广场上回荡。路加惊愕地退到纪念教堂的最高处，他发现矜持的德国人突然失去了理性，西装革履的绅士们个个满脸通红，啤酒的泡沫把他们的衣襟弄得一塌糊涂；温文尔雅的女士们个个泪流满面；跳着笑着拥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

蓦然，路加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历史的时刻：柏林墙出现了第一个豁口，分离了四十年的东西德人民在那一刻终于冲破了历史的封锁，圆了四十年的统一之梦！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路加利用圣诞节假日去东德买东西——用资本主义马克买社会主义商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优越性。他经过波茨坦大桥，没遇到岗哨，就径直走了过去。到了东德之后，他才忽然想起：「咦，今天怎么没有岗哨？我没办签证，待会儿还能不能回去？」他心里害怕起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刚走过一段历史——柏林墙完全解体了，过波茨坦桥不再需要签证，他是第一批自由走过波茨坦大桥的人！

这一天成千上万东德人涌上波茨坦大桥，四十年来他们第一次自由地跑到资本主义西柏林去。

西德人民以温暖的怀抱拥抱他们的东德弟兄，西德政府发给东德人民每人l00马克以便他们到西德买东西，东德人被西德弟兄的慷慨激发出少有的采购热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富的商品，母亲们的眼睛洋溢着少有的光彩，她们抓起一件件漂亮的童装、玩具、糖果、点心塞进购物袋，每一只鼓鼓的袋子里盛满了母亲的快乐。路加默默站在一旁观看，他脸上也漾溢着快乐的微笑，他非常感动，他想，从此东西德人民贫富的差距就会缩小，东德体制转换之后，人民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接下来数月之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大地震」：先是罗马尼亚政变，齐奥塞斯库被押上审判台，继而出现连锁反应：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捷克、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几夕之间统统寿终正寝，路加亲眼目睹共产主义坚固营垒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悄然倒塌。

转轨的阵痛骤然来临了！西方人措手不及地面临着制度交替中出现的新问题：国家机器停转了，但惯性还在，人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还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没法适应资本主义的竞争，却又被资本主义挑旺了物质追求的欲望，于是，反而陷入一种更强烈的痛苦之中：过去没有护照，不能旅行，但有自尊；没有资本主义的享受，但有社会主义的「大锅饭」；现在，有了护照，能旅行了，但自尊没有了，走在西柏林大街上，谁是东德人，谁是西德人，人们一眼就能辨别出来，他们的神情、举止，衣着都带着各自的「烙印」。

东德人失去了心理平衡，他们由自卑而抱怨，觉得自己与西德人起点不一样，「公平」竞争实质上是「不公平」的。这种自卑感折磨着东德人，但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催生出的这个富裕的社会，对东德人又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双重的心理挤压令许多东德人失去了方寸，有人颓废了，有人疯狂了，有人堕落了。东柏林一下子出现了酒巴、舞厅、黑社会……

旧制度毁灭了，新制度还没建立，废墟上的人民成了「无家可归」者，政府不存在了，「人民」自然成了抽象概念，「国家财产」归大家，工厂瘫痪了，工人把机器拆了卖，钱大家分。

经济的萧条最先影响到老百姓的厨房，过去，虽然物质不丰富，但面包、蔬菜还不致于短缺。现在，商店里货架空了，有钞票也买不到东西。

西德政府为了给东德「输血」，把大量物资运到东德，于是西德物价、税收上涨，西德人民不高兴了，他们记得总理曾经许诺：「统一之后，不要人民多花钱。」可是，统一之后，事实上西德必须给东德大量「输血」才得以帮助东德人度过生存危机。

东、西德人民终于看到一个事实：制度的替换可以在一夕之间，而思想和生活型态的改变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当两边的人民都发现他们为此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时，最初的狂喜骤然变成了焦燥、埋怨以致于愤怒了。终于，在同一个纪念广场，两边的游行队伍又汇集到了一起，这次不是庆祝统一，而是抗议示威，曾经为统一而流泪拥抱的东、西德弟兄这次大打出手，以至于招来警察镇压，和平的纪念广场愁云密布……南斯拉夫、捷克也打起了内战……制度瓦解了，社会也瓦解了。人民虽然有了民主权利，但也无法达到真正的满足，反而有了一种新的失落感。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中的阵痛强烈地震撼了路加，他清楚地看到民主政体解决了独裁专制问题，满足了人民自由、行使民主权力的梦想，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人的罪性问题，也不能全然满足人追求幸福的梦想。

于是，他重新思考中国面临的困境，未来可能的出路，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思路已经穿过了两道墙，因而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而今天的中国，却仍在两道厚墙之内！

（三）东欧解体之后，原先分散在东欧各国的大陆学生学者纷纷流向西德，到一九九一年，西柏林的大陆学人骤然增至六千多人。

路加开始在校园里向大陆学人传福音，他把他们带到团契来，一九八九年底只有二十多人的团契到一九九○年初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大陆人。柏林各大学的宿舍区也有了学生查经班，德籍、美籍牧师，海外华人基督徒都到这些查经班来向大陆学生传福音，路加看到这一切好像就看一双无形的手，在大陆同胞心里拆除两道厚厚的城墙，他的心对中国重新燃起了希望。

一九九○年复活节，一位香港牧师到柏林讲道，信息讲完了，他注视着台下，突然，他发出呼召：「你们当中若有人愿意将来做全时间传道人的，特别是愿意在大陆同胞中传福音，请站起来。」

路加的心「呼呼」直跳，他里面有很强烈的感动，好像有股很强的力量催逼他站起来，但是，他不愿意！他牢牢地坐在椅子上：「不！我不能。我要拿到材料工程博士学位，我可以带职事奉！」他在心里说，牧师呼召第二遍，全场一片肃穆，路加仍旧坐着。牧师呼召第三遍，有一对夫妇站了起来。

牧师呼召第四遍，他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孙中山是个基督徒，当年，他想以西方民主理念救中国，他为此奋斗了一生，至今，中国也没有进入民主化社会，如果当年孙中山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会怎么样？」牧师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路加心里很挣扎，他清楚意识到，如果不把基督信仰带给中国人，中国既使有一天突破了两道墙也依然无路可走。

牧师呼召第五遍，路加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怎么站起来的他都不知道，站起来之后，他就哗哗地流泪，心却平静了，他终于跨越了艰难的一步，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奉献给了神。

一九九一年六月的一个下午，一位台湾牧师来到柏林华人基督徒团契，这个团契将成立教会，需要台湾差派一位牧师来。这位牧师特为此事召开团契负责人会议，路加是团契同工之一。会后，牧师突然说：「我有个感动，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路加有点惊讶：「刚刚不是才祷告过吗？」一起开会的六个人又重新坐下来祷告。在祷告中，牧师突然间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出来服事主？有没有人愿意终身向大陆同胞传福音？」路加一下子想到一年前那位香港牧师同样的呼召。「如果有，请你举起手来。」牧师说。

路加依然有挣扎，牧师问到第三遍，他才把手举起来。那天之后，圣灵就在路加的心里不断动工，催促他预备走全职事奉的路。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路加为接受呼召之事专门祷告，圣灵给他一个感动，他顺着这个感动打开圣经，蓦然看到创世记十二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段话「刷」地一下照进路加的心，他里面的意念非常清楚：这就是神对他的指令——离开。

可是，他难以接受这个指令。他到柏林已经三年，他即将进入博士课程，也有一份不错的助教工作，并且可以申请特殊居留（一九八九年十月之前进入德国的大陆人可以申请特殊居留）。路加希望采取折衷办法：一边读材料工程博士学位，一边进修神学。

一九九二年初他找到两位指导教授（德国的博士生需要有两位指导教授带），然后，又去选择神学院，柏林大学有神学院，他一去了解就完全打消了在德国读神学的念头，神学在德国完全哲学化了，有两位台湾来的基督徒进了德国神学院后反而离神更远。

神一直用一句话提醒路加：「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路加对神说：「你要我离开，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神学院。这样吧，我不去找，你让神学院来找我。」祷告后没几天，路加桌上的信骤然多了起来，全是神学院寄来的，有香港、台湾、新加坡寄来的，也有从澳州、美国等地寄来的，许多寄信人路加根本不认识，一个月之内，他收到世界各地十所神学院的报名资料。路加紧张起来了，神不跟他开玩笑，他果真让神学院来找路加了。

路加最先选择的是台湾的华神，华神院长是林道亮，路加的父亲就是在他的布道会上信主的，但是，路加持的是大陆护照，他必须在海外五年以上才能申请台湾签证。

路加看台湾去不成就选择香港神学院，但香港神学院要求学生懂广东话，路加不懂广东话还是去不成。最后，他只能考虑英语国家了。可是，路加大学修的外语是日文，大学毕业后学的是德文，英文他只在中学学过，这么多年不用，几乎全忘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他收到一封寄自美国洛杉矶的信，寄信的是位陌生人，叫廖文立。廖文立在信中说：「这一年我在教会里经常听到你的名字，这儿有位八十多岁的老传道人一直在为你祷告，她心里有个感动——神要呼召你成为传道人。她很久未与你联络了，不知你现在哪里？我把这封信寄到柏林华人教会，也许牧师能转到你手上。你是否要到美国来？洛杉矶华人很多……」

两个月后，路加才提笔给廖文立写回信，他告诉廖文立：「我准备就读神学院，正在寻求，困难很多。」廖文立立刻给他寄来福乐神学院的资料，并且鼓励路加到美国来。路加求问神：「你是不是要我去美国读神学？」正在这时，路加原先联系好的两位博士学位指导教授因重病住院，他们不可能做路加的指导教授了，新教授要两年以后才能上班。路加或者等两年，或者转到边境城市亚琛大学去读。路加不想去亚琛，柏林华人工商界的朋友们听说路加有两年的空闲，纷纷来找他，想请他做经理。路加很踌蹰，做两年经理能赚很多钱，两年后再接着念博士可谓名利双收。但他分明意识到这不是神要他走的路，神一再提醒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一九九二年八月初，路加在公寓二楼上滑倒，左膝盖骨严重骨折，救护车把他送到柏林很大的一家医院，医生诊断为左膝盖半月板断裂，有碎片，必须立刻施行手术。手术前医生要路加签字时，给他一个提醒：「手术有百分之二十的风险，如果失败，会造成终生残废。」路加手悬在半空，签不下去了。医生做手术准备去了。路加想，反正非做不可，还是早做吧！他提起笔，护士小姐却抢前一步对他说：「你要想清楚哦，我们昨天刚给一个病人做过手术，情况不好，可能造成终生残废。」路加的手又悬在半空，签不下去了，医生来了，见他没签字，说：「手术越早做越好，几天之后骨质增生，再做难度就更大了。你今天是急诊，我可以立刻安排手术，过几天就不能按急诊处理了，你就是想做手术也得慢慢排队。」路加签也不是，不签也不是，他祷告说：「神哪，若你要我签字，让我心里有平安。」祷告了半天，他心里始终没有平安，他决定暂时不签字。医生给他最后一个机会：星期一上午之前如果他决定做手术，仍按急诊处理。那天是星期五，他从晚上一直祷告到星期六上午，一直没有要签字的意念。中午，他突然接到一位德国妇女的电话，她需要路加为她翻译，路加告诉她自己骨折了，不能出门。那位妇女立刻开了车接路加去见她的骨科医生，这位医生的诊断与前一位医生基本相同，但他建议可以保守治疗：上石膏、服药，卧床两个月。

路加上了石膏回到家，他不能出去做任何事，只能安静躺在床上读经祷告，他心里的意念愈来愈清楚：神要他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抓起床头电话预定飞往美国的机票，航空公司只剩下八月底的票，八月份之后的票已经订完。路加犹豫了：到八月底，骨折还不到一个月，能单独作长途旅行吗？他又祷告，神始终给他那句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路加订了八月底飞往洛杉矶的机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