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威胁与反击：转折点在15世纪开始出现

在基督教的整个历史上，16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转折点在15世纪就已经出现：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美洲于1492年被“发现”。在此之前，大西洋是基督教向西方传播的尽头，穆斯林阻碍了基督教向南方与东方的传播——俄罗斯的基督教是个明显的例外，随着沙皇权力的扩张，俄罗斯的基督教继续向东方发展。当基督徒想到教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教时，他们几乎只想到带领穆斯林归信基督教。当他们想到自己的信仰所面临的挑战时，也只是想到伊斯兰教的挑战。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土耳其人权力的推进似乎也加固了这种世界观，土耳其人的势力似乎对基督教的存亡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然而，在短短一百年间，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督教在东方和南方开始了反击，1492年，西班牙复地运动（Spanish Reconquista）完成；1529年，土耳其军队攻取维也纳的计划宣告失败；1571年，在勒班托战役中，西班牙、威尼斯和教宗国的联合海军在奥地利的唐·胡安的率领下，彻底击败了此前在东地中海一直所向披靡的土耳其海军。

与此同时，大西洋不再是西方文明——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扩张的障碍。西班牙殖民者向西航行，征服了远比西班牙本土还要广阔的土地，并将罗马天主教传到了新大陆。葡萄牙殖民者向南航行，他们绕过非洲，在远东建立了贸易殖民地和宣教区。西方列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不断增长，它们现在包围了似乎曾是基督教扩张最大障碍的穆斯林的腹地。最终，北非和西亚的许多传统穆斯林国家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当它们最终于20世纪独立时，尤其是当石油带来的收益令它们富裕时，其中一些国家成为穆斯林武力反抗西方列强的中心。

就在此时，在大西洋彼岸的遥远大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远东，基督教正在建立其牢固的据点，数百年后，这些据点也将成为基督教的活跃地区与宣教中心，尤其是当基督教正失去它在西欧的阵地时。

正如通常的情况，当时的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所见证的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甚至在哥伦布航海之后，教宗仍自信地认为，通过命令一个国家向西航行，一个国家向东航行，他就可避免西班牙与葡萄牙爆发冲突——伴随着可以预见却也出人意料的结果，它们最终在菲律宾群岛遭遇。路德还在用“土耳其人”一词来称呼基督徒和犹太人之外的人。除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受殖民事业影响最大因此变得富裕的地区，很少有人再过多关注阿梅莉格·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i）所宣称的新大陆。甚至在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和他的外孙查理五世也不太关注大西洋彼岸的前景，而是更关心地中海沿岸的政治。

2、

坍塌与崛起：基督徒从废墟中抢救东西

然而，当时还发生了其他重大的变化，让全欧洲人有切身的感受。整个16世纪，正是地理与政治发生巨变的一百年，中世纪基督教这座高耸的大厦坍塌了。在废墟中，基督徒抢救出一些东西，特伦托大公会议为现代天主教奠定了基础，而一些新教宗派则在废墟之中崛然而起。由可见领袖教宗来领导教会这一古老的理想，在东方从未成为主流，现在，它在西方也失去了力量。从此以后，西方基督教就分裂成有着巨大文化与神学差异的不同传统。

16世纪伊始，腐败盛行，许多人高声疾呼改革，但是，大多数基督徒普遍认为，从本质上讲，教会只有一个，教会的建制和等级制度必须体现出教会的合一。实际上，新教改革的所有主要领袖最初都是这样来理解教会的，很少有人完全否定这样的教会观。大多数重要的新教领袖的确相信，教会的合一是教会必不可少的本质，因此，尽管他们为了忠于上帝的道必须暂时打破教会的合一，但也正是他们的忠诚要求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恢复教会所失去的合一。

16世纪初的人同之前中世纪的人一样，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的存亡取决于其臣民的信仰是否一致。当基督徒在罗马帝国还是少数派时，这个观念并不被他们所接受，但是，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几十年之后，基督徒普遍接受了这个观念。所有生活在基督教国家的人必须是基督徒，他们必须是教会忠诚的孩子。可能的例外仅仅是犹太人和西班牙一些地区的穆斯林。但是，这样的例外被认为很不正常，也并不足以保证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免于被国家剥夺公民权以及频繁受到迫害。

国家的统一与信仰的一致被联系在一起，这个观点是引发许多宗教战争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宗教战争令16和17世纪动荡不安。在不同的地区，或早或晚，人们最终意识到，信仰的一致并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或者说，虽然统一信仰是人们所渴望的，但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例如，法国的《南特敕令》承认，以前要求国王的所有臣民共同信奉一种宗教的政策失败了。在低地国家，由于不同的政治原因，像沉默者威廉这样的领袖，也否定统一信仰的必要性。这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意义重大，因为欧洲国家——甚至是仍有国家教会的国家——逐一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这最终导致更现代的世俗国家观——即与所有宗教都没有关联的国家。一些教会谴责这样的思想，一些教会为之喝彩（我们以后还会回过头来讲述这些进展）。

16世纪也见证了一个古老梦想的破灭：帝国之下的政治统一。仍然抱有这一幻想的最后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查理五世，尽管他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在他之后，所谓的帝国皇帝只是德国的国王，甚至在德国，他们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

最后，通过普世大公会议来改革教会的希望也破灭了。几十年来，新教的改教家们始终希望能有一次大公会议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并令罗马教廷走上正轨。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罗马教廷并没有借助大公会议来改革教会，而是成功地进行了它自己的改革，到了特伦托大公会议最终召开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它并不是一次真正的普世大会，而是罗马教廷手中的一个工具。

3、

破碎与坚守：新教改革运动帷幕大开

注定要生活在16世纪的敬虔基督徒——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看到，以往许多“必然之事”在他们身边支离破碎。甚至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被征服，以及非洲与亚洲一些地区正在被西方殖民者占领，也带来一些不能按照古代标准来解决的新问题。中世纪的基础——教宗制度、帝国和传统——不再牢固。正如伽利略所断言的，地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基准点。社会与政治暴乱频繁爆发。古代的封建制度正在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让路。

这就是路德、伊拉斯谟、加尔文、诺克斯、罗耀拉、门诺·西蒙斯和其他伟大的改教家所处的时代。但是，在一个看似混乱的时代中，这些改教家依靠上帝的道的能力，坚守他们的信仰。上帝的道曾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它也一定能创造整个教会所需要的改革，新教的改革运动只是整个教会改革的序言。例如，路德和加尔文始终坚信，上帝的道大有能力，尽管教宗和他们的顾问们拒绝倾听上帝的道，但只要罗马天主教继续倾听上帝的道，天主教团契中就永远会有“教会的痕迹”（vestige of the church），因此，他们愿意等待，等待古老的教会再次倾听上帝的道，进行他们所倡导的改革。

因此，两个引发巨变的事件主导了基督教在16世纪的历史：宗教改革和广阔新大陆的殖民。基督教王国的东部边界受到穆斯林的威胁，但是，他们的威胁后来暂时平息下来，这有助于殖民者在广阔的新大陆推进殖民事业。大多数教会历史学家更关注宗教改革，而不是新大陆的殖民。但是，事实上，我们直到今天也难以断定，在宗教改革和殖民扩张中，哪一个将对基督教未来的历史产生更大的影响。

摘自 《基督教史》（上下卷），冈萨雷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