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娟丨小凯和我在一起

  夜阑人静时，与小凯在一起的日子如涓涓流水淌过心田，勾起我对往事的不尽回忆……

  1979上半年在湖南省邵阳新华印刷二厂，我第一次见到小凯。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一天上班的时候，小凯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他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东西，质量这么不好。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满脸红红的，感到挺好笑又生气。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但心里很佩服他做事的负责任。

  我每天下班后，练两小时小提琴，然后读小说，过的满自在的。那时我与同事周列娜同住一间宿舍，她下班后没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有一天，我问她中学时代有什么爱好。她告诉我喜欢英语。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找一个英语老师。听说小凯的英语很好，可以请他教。周列娜说，她一个人不敢去找他。我答应先陪她几次，她再自己去。下班后，我们去小凯的宿舍学英文，我那时还没想学。小凯劝我学，我说我不喜欢英语，我喜欢读小说。陪了几次周列娜后，我就不再去了。

  以后，我和小凯常常交换小说，关系慢慢密切起来。我发现小凯非常爱读书，而且读了很多。他将他写的一篇小说《她》给我看。我不太明白他的含意，但开始敬佩他。我想他高中少读一年，没有毕业，可他自己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没有读完高中，可我自己无法像他一样。往后听到很多关于他坐牢的故事，更是敬佩他。

  我们很快明确了关系，小凯将他和他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我，我也将我和我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他说周列娜已将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过他了。小凯说他感觉我们同命相连。 

  很快，小凯将我带到他家见他爸爸。我到他家后，吓倒了，发现他们家原来是高干。他爸爸当天单独与我谈话，问了许多关于小凯的问题。我不知自己回答了什么。好不容易见到小凯，小凯就问他爸爸和我说了些什么。这次与他家见面心理压力很大，他爸爸的秘书又去我们家调查，发现我妈妈有精神病。他爸爸担忧我妈妈的精神病会遗传到下一代。

  得知我和小凯的关系后，我妈妈去小凯工作的地方，将他大骂了一通。妈妈伤心的和我说，她好不容易离了一个劳改犯(我爸爸是地主的儿子)，我又和一个劳改犯要好。我认为，小凯是一个很好的人，政府一定是搞错案子了。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劳改犯也不影响我当一个工人。

  不久，小凯被借调去北京工作，很多人说小凯会将我抛弃，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快小凯写信给我，告诉我北京的情况。我从小就没有觉得自己漂亮，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一般。可是自认识小凯后，他却把我当作他心中的“西施”打扮。小凯每一次从北京回湖南，都帮我买很多北京最时髦的衣服。那时，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不知道穿什么号码的衣服。可是小凯买的所有的衣服我都能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

  小凯从北京来信劝我去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我那时候才20岁。小凯告诉我很多牢里朋友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他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不久，我去长沙寻找我的亲生父亲。见面后，父亲非常激动，悲喜交加。我长得十分像我的父亲，可能是从小不在一起的缘故，我对他却没有太多感情。但从那以后，我们倒是常常探访父亲。他告诉我很多我们家族的故事。他说爷爷奶奶一家还在香港，叔叔在台湾的嘉义。1990年，小凯去香港探访了爷爷；1996年，我们一家去台湾的嘉义探访了叔叔。

  1980年，我自己积攒了一些钱，去北京探访小凯。这一次，我们像度蜜月一样幸福，在北京的公园里尽情地游览，花前月下倾诉心声，还去了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艺术品，照了很多像片。但是，在我回湖南的旅途中，大病了一场，只得在河南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去急诊医院。医院与小凯联系，叫他马上来领人。小凯不顾当时很快要考研究生，马上到了医院。过了一夜，我的病有好转。第二天他带我回长沙，又马上赶回北京考试。这一次后，我非常感动，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重感情值得终身依靠的人。

  小凯很快考进社科院计量经济所，并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告诉我他工作量很大，可他每周还给我写一到两次信，为我录下许多录音带，可惜搬家几次，这些录音带也遗失掉了。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说，有人为小凯介绍北京的女孩子，这样可以让小凯留在北京，都被他婉拒了。

  1980年下半年，小凯写信给我和他的爸爸说，我们决定明年春节(1981年)结婚。我一个人在邵阳办了我们的结婚登记，领了结婚证，准备了日常用的一些必须用品带到长沙。一天早上五点钟，我带着笨重的行李，步行从火车站走到小凯爸爸家的后门，拼命叫小凯开门。小凯好像从梦里听到我的叫声，惊喜地起来给我开门。这件事成为小凯美好的记忆，当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我们的结婚，小凯爸爸不想声张，我们一起买了一些必须的家俱，就住在小凯爸爸家结婚了。尽管只有几个好朋友为我们庆祝，可是我们俩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

  结婚后，小凯赶回北京，我回到邵阳。不到一年，为了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小凯于1982年放弃北京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和我一起调到武汉大学管理系。小凯当讲师，我在系里的资料室。那时小凯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编了两本教科书。除了教课以外，小凯还每天在家写书和文章，工作非常努力。

  1982年中，我怀孕了，小凯怕武汉太炎热，将我送到北京姑妈家。之后又到渖阳的叔叔家避暑，这是第一次见姑妈和叔叔一家。大家很喜爱小凯和我，我们在东北住了两个月，小凯在渖阳给基层的管理干部讲课，我们还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离开渖阳后，我们经过大连，在那里看到很多日本人建造的日式房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乘船到上海，探访在上海的武汉大学的老朋友陈志龙。住在他家时，有天半夜，小凯突然大叫，把我们都惊吓起来。我赶忙到他的床前去看，才知道他又作了坐牢的恶梦，全身冒冷汗。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中，这种牢里的恶梦伴随着他的一生。

  1983年，我怀孕七个月后，小凯将我从武汉送到长沙他爸爸家，准备将这个孩子生在他的家里，小凯告诉我，这是杨家的传统。2月23日，小溪在长沙出生，小溪的名字是曦光的谐音，意思就是小曦光。我刚生产完，小凯说他爸爸说男孩女孩都一样，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说这些话。后来我生了老二以后，才明白生男孩女孩在杨家还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小凯写了两本教材，在武汉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邹至庄教授。他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教材，很快就帮小凯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去普林斯顿读博士。由于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赵紫阳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赵紫阳办公室将此信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道玉校长的协助下，小凯于1983年9月带着仅有的30美金，一个人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他梦寐以求的经济学博士。

  小凯离开中国不久，想尽办法要将我们母女两人接到美国来陪读。他每星期给我写两封信，劝我们到美国与他相聚。他非常思念女儿小溪，盼望我们到美国，一起共同生活。一年后，我和小溪也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陪小凯读书。

  到美国后，我发现小凯读书很不容易，小凯很快面临博士资格考试。我记得邹至庄教授常常打电话告诉小凯考试成绩，给了小凯很大的鼓励。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对科班学生来说都不容易，对小凯来说就更不容易了。小凯告诉我，这两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小凯却认真对待。很快，他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1985年中，通过资格考试后，小凯便开始写《牛鬼蛇神录》，白天到学校做论文，晚上在家写《牛鬼蛇神录》。他发现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内有他在文革时写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非常激动能够在国外看到自己的文章。这激励了他把牢里的事情写出来。所以《牛鬼蛇神录》是他在国外的第一本中文书。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中文版写出来后，他很快找到Susan Mcfaddc合作翻译成英文。由于Susan McFadden非常忙碌，英文版的书等我们到澳洲之后才出版。

  小凯在1986年认识了索罗斯基金会，他们派小凯第一次回中国与体改所谈有关中国改革的问题，希望他作为基金会的代表。由于小凯的学业很忙，从中国回来后便谢绝了，全力以赴地做他的论文。做论文的过程中，除了吃饭、睡觉，白天黑夜都在学校里。1987年初，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大学全日读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每周做25小时工，维持家庭经济的需要。刚怀老二时，反应很大，病得厉害，日夜想睡觉，老大在幼稚园。小凯根本顾不上我，一心一意做他的博士论文。

  1987年中，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已经用完了，得另找出路。小凯在耶鲁找到博士后，由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援。于大海帮我们7月搬家到耶鲁。当时租了一个教授家改良的车库。小凯主要任务还是修改论文，每周开车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交给教授改好的部分。那时我一直担心他开车的安全。

  当时在耶鲁没有朋友。我们又都不懂医疗保险制度，我怀孕七八个月了，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胎儿到了八个月时，在耶鲁的医学院碰到一个湖南老乡，她正在学做超声波，帮我们免费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而且是个儿子。小凯十分开心，我们马上写信告诉小凯的爸爸。爸爸更是高兴，这时我才理解到杨家一直在盼望小凯有个儿子。很快健思就出生了，医药费花了$5000，当时我们的存款都没有这么多，一半由保险公司付了，另一半由我们自己付了$500以后，其他部分因低收入减免了。孩子用的所有东西，全是邻居给我们的。我生完孩子后，小凯接我回家。第二天，他就又上班了。

  小溪、健思和我每天在家。日子过得很辛苦，也很少有朋友探访我们，但我们一家非常幸福。耶诞节时，普林斯顿的老朋友宦国仓来耶鲁与我们一同过节，我们非常高兴。

  1988年一月份，小凯为了找工作，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希望在会上能找到一些面试机会。会后不久，半夜三更他突然从飞机场打电话回来说，已经没有计程车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将小凯从机场接回家。漫天大雪，小孩在车里因为冻坏了而大哭。现在回忆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开车去，又怎么开车回来的。这次会议对小凯找工作帮助不大，全家便帮他贴邮票申请在美国的工作。好不容易在纽约大学拿到一份教职，却因没有绿卡无法成行。很多朋友劝他申请政治避难，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回去见他的老爸爸，所以便没有去纽约工作。

  这时，小凯开始申请其他国家的工作，包括澳大利亚，拿到阿德莱德的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过度劳累，小凯大病了一场，高烧到41－42度，两天不退。我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他去看急诊，他不去。我只好到附近中国来的学医的学生那里，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小凯看病，并给我们一些抗生素。看后，说是有发炎，但吃药后烧也不退，我只好自己带他去耶鲁医院住急诊室。一天一夜，我带着孩子一起守着。医生也找不到原因。烧没退，我们只好回家。第二天烧才稍微退了。这时，黄有光教授从墨尔本打电话到我们家，说小凯可以到莫纳什大学工作，给他一年的教职。黄有光在电话里还说，墨尔本有很好的中国人的社交圈子，劝我们来。于是，我们便放弃了阿德莱德的工作，选择了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

  1988年6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佛罗里达的狄斯奈乐园痛快地玩了一场。于大海将我们全家送到机场，我们去夏威夷，玩了几天。7月2日我们到了墨尔本机场，带着两个孩子，四个箱子，坐计程车到了莫纳什大学的校门，拿到招待所的钥匙，就住进莫纳什大学招待所。   

  第二天小凯就开始上班了。他当时的工作是一年的教职，现在想起来那是很担心，一年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很快，小凯的研究就上了轨道，在美国投出去的文章也开始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小凯的教职变成了永久教职，很快就升了高级讲师。

  1989年，六四发生前后，小凯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十分忧虑。就在六四的前一个晚上，小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发现……，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我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小凯决志要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捐款。

  我们在北但丁诺（Dandenong North）买了第一个房子，小凯非常高兴。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在家里写他的第一本英文经济学书《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见另页）。每写完一部分，他便自费请Jeff Borland修改英文，大概花了苦苦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所有的手稿，我们一直珍藏着。

  1990年，张五常请小凯到香港大学教书三个月。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期货全部输光，打电话回来说怎么办。我掉着泪跟他说，回家吧。那时我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在墨尔本的日本餐馆打工还贷款。当时贷款利息是17%，听了小凯输钱的消息非常伤心，却也没有办法。等他从香港回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机场接他，全家高高兴兴，跟他说只要人回来了，就好了。

  1993年，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便籍助这个机会，十年里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看望小凯的父亲。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高兴得都合不上嘴。我们在香港只呆了半年，很快又回到墨尔本。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从那以后，我们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去香港，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第二以后必须由太太掌管钱。

  1994年初，我们又去了美国中部，小凯到那里任教。他每月都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到每个地方宣扬他的经济学思想。这时我又怀了老三。小凯去演讲，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家昏睡。当时我们很矛盾，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小凯说，你做决定，我都支持。最后，我们的决定还是生下孩子。半年后，我们从美国回到墨尔本。1994年11月5日，泽华出生，全家都非常高兴。生完孩子回家后，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坐月子，小凯便去台大经济系三个月。

  1995年2月，小凯回来，在Burwood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子。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泽华刚满四个月，我就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泽华送到鹤妈妈的家里。那时，送孩子来回每天需3－4个小时，白天又要上8个小时的班，晚上还要准备晚饭，生活实在是很辛苦。1995年10月，小凯的爸爸和哥哥来澳大利亚，住上我们的新房，共享天伦之乐。耶诞节时，他的妹妹带着一家从加拿大来探望父亲，这是我们一家相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小凯和他父亲最为高兴的时候。

  1997年底，小凯决定去哈佛两年，顺便去德国波恩大学。由于我不愿放弃我的工作，所以我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墨尔本。1998年7月小凯回来将全家接到哈佛，我也把工作辞了。到哈佛后，小凯拼命写他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是他第二本英文著作。很快又写了《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Economic evelopment and Division of Labor）。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著作。

  1999年夏天，全家从美国去欧洲。小凯带着一家人住在荷兰Tilburg的一个郊外，租了一辆小汽车，在欧洲国家玩了一大圈子。我们去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玩了一个月。每当小凯带我们外出，他总是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比任何人还高兴。由于小孩要上学，我带孩子回墨尔本，小凯仍旧留在哈佛，完成他最后半年的研究。

  就在我刚回到墨尔本不久，从中国得到消息，我妈妈过世了。我每天在家哭泣，可是又没法回去，准备年底先到北大与小凯会合，再回家处理妈妈的后事。正在伤心时，11月，发现我们的女儿小溪有脑瘤，当时小凯正在从美国到北大教书的路上。我们安排了小溪做手术的时间，小凯12月18日从北京赶回，小溪12月20日做手术，我们便在医院里过了耶诞节。这时，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诉小凯，小凯被升为讲座教授。小凯放下电话后，长叹一声说，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

  小溪手术过程中，我在医院陪她，小凯在家照顾两个男孩。为了小溪，小凯到处寻找牧师为小溪祈祷。小溪出院不久，便碰到远志明来澳洲传教。通过朋友将远志明请到我们家里，替小溪祷告。当时祷告的非常好，远志明跟我们说，三个月后小溪的脑瘤就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简直都不敢相信，因为医生说手术的时候留了靠近脑细胞的瘤子的一部分，要做放疗才能去掉。三个月以后，医院已经给小溪安排了放疗的医生，小溪做了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不用再做放疗，我们这才相信神已经把她的瘤子拿走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上帝。尽管小溪没有做放疗，手术后，小溪不能走路。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训练她走路，再接她到学校上学，准备上大学的考试。这样持续了六个月。

  2000年4月，我带着两个小孩回中国处理我妈妈的后事。刚埋了妈妈的骨灰，我爸爸又得了肺癌。由于这些压力，我在中国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处理完我家的事后，我住在小凯父亲家。他说听很多人说小凯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当时对他说，诺贝尔奖现在不重要，小凯的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我说小凯已有五十岁了，不必再辛苦了。他爸爸听了以后，认为有道理。有一天，小凯打电话给爸爸。爸爸对小凯说，不要太辛苦了，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后来小凯说，爸爸讲这话的语气和以前不太一样。听了爸爸讲这种话后，小凯心里满高兴的。自此以后，我才知道小凯对他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认真听的，他真是个孝子。   

  2000年11月，我和泽华陪小凯又去北大、复旦等大学讲课，也去了香港。那时，我发现小凯的身体不太好了，一讲话就咳嗽。什么样的药物都无法停止咳嗽。回来做X光检查，发现右肺的上角有影子，以为是以前肺结核钙化留下来的，忽略了。

  2001年上半年，小凯又去台湾，深圳、湖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课。再加上料理我父亲的后事，他回家后，身体更不好了。可是，接着莫纳什大学开网路经济研讨会，所有重担都在他一人身上，料理所有的事情。当时他的身体明显已经不行了。七月，会议好不容易完成了，可他几乎讲不出话了。那时以为是没有锻炼，他每天跟张永生打网球，回来便大睡。我跟永生打了电话，说不要再打网球了。

  8月底，小凯抽时间去看医生。做完X光后，医生马上打电话要做CT。做完检查，医生立即安排他住院，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不好。9月25日他到医院做开胸手术，发现整个右肺全部是瘤子，已经是晚期肺癌，医生缝上他的右肺。脖子上也有个瘤子，使他无法呼吸，只好在喉管开了个洞，放了个管子出气。等小凯从手术室醒来，发现他自己要通过喉管的管道才能呼吸，他吓得再也不让我走。从那天起，我就日夜守在医院里。三个孩子便在家自己照顾自己。整整两个星期。我们经历了最为痛苦的日子，医生告诉我们这是肺癌晚期，既不能开刀，做化疗也只是暂时的。这是小凯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谁都救不了他了，科学也救不了他了。

  小凯决定信主了。他向上帝忏悔，也跟我忏悔，希望神饶恕他。他开始每天读圣经。2002年2月我们两个同时受洗。在小凯三年重病的过程中，神一直都派送基督徒为小凯祷告，讲圣经，小凯在2002年做了第一次见证，很多人大概都读过了。2003年他又做了第二次见证。

  2002年6月，小凯去美国开会，然后又去中国。我和泽华也一起去看小凯的父亲，后来又去了杭州、上海。小凯在上海治病，当时效果显著。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次我将小溪和键思都带去湖南，看望小凯的父亲，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凯的父亲。

  2002年9月，小凯的父亲病重，小凯一人回湖南看父亲，带着希望能让他信主，将来可以在天堂再相会。可是父亲却不信。2002年10月，小凯再次回湖南，办理爸爸的后事。爸爸离开人间时，不知道小凯的病，要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伤心的。小凯生病的三年中，两个妹妹杨晖、小成和许多好朋友都花了不少心血，各方面关爱有加，到处寻找药物和最新的医治办法。盼望小凯的病会有好转。2003年10月，小凯又去湖大讲课，然后去台北。这时候，小凯的病状有些恶化，我们在台北看医生，发现癌症已转移到背脊椎骨。我们马上赶回家安排放疗，可是放疗却将小凯的抵抗力降低。今年一月份，他开始发低烧不退。医生认为他可能只能活一到两个月。可是小凯又熬了半年，这半年是小凯一生中最痛苦的半年。

  小凯在信主的三年中，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在自己无法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时候，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他常常在家亲自将学生论文全部算一遍，告诉学生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他常常带学生去海边谈话，告诉他们要读什么书，朝什么方向做论文。他为了学生，有时跟系里管事的人吵架，为学生争取权利。举例来说，去年他带了庞春，花了一年时间，甚至亲自去他的宿舍，接他到海边去谈他论文的模型。在这一年中，庞春模型做的非常漂亮，进步很快，小凯替他非常高兴。

  今年年初，在小凯病得很严重时，我问小凯，庞春的论文做得怎么样？小凯说，他的论文基本上做完了。今年4月我们从美国回来，小凯马上进了医院，等他出院后，庞春拿他最后一稿给小凯看，小凯带着重病将他的稿子全部改完，在上边写了副导师史鹤的名字，希望鹤指导庞春将论文顺利完成。在小凯临走的最后两天，当时小凯已经不能看见任何东西了，当庞春说：老师我来了，小凯将他的手伸出来，与庞春握手。庞春哭着跟小凯说，老师你不能走，你要帮我把论文做完。小凯却摇着头，表示他得走了。第三天的早上他就走了。

杨小凯教授灵柩

  小凯重病时很多学生和朋友都在陪伴小凯，还有侄儿元元，他们帮助我日夜照顾小凯。同时教会的朋友为小凯祈祷唱圣歌，让小凯有一颗平静的心去见他的天父。Eddy学校的祷告会为我们一家做了三周的饭菜，送到家中，还有我的God Monther-Alieen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最后几天，我们按照小凯的意愿，把小凯留在家里而不是医院，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小凯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段日子就像漫长的十年。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留下小凯的影子，无时不在我面前出现。最难过的是在傍晚，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无法安定，到处在寻找小凯，希望能够再看他一眼。小凯不在，我们不知该怎么办。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小凯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可是上帝将他带到了天国，而我却还留在这世界。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在痛苦之中，无法生活下去。我每日在上帝的面前哭泣，带着眼泪祈求上帝给我平安，叫我不思念小凯。平时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从来不想死的事情，可是小凯走了以后，死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惧怕的事了，而是我所盼望的事情。

  感谢上帝，小凯给我留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每当我看到我们的女儿小溪，就看到小凯的形象，看到她继承小凯感人的演讲能力，写作的天分，生活的自信和聪明才智，还有巨大的同情心。当我看到大儿子泽思眼睛的时候，就想到小凯的执着，诚实，对家庭的巨大的责任感。当我亲我可爱的小儿子泽华时，他的活泼、聪明、伶俐就让我想起小凯。这时，我知道，小凯并没有离开我。他的生命在我们三个孩子的身上。为了小凯和我的孩子们，我应当坚强地生活下去，把他们抚养成人，到那时我再到天堂与他相见，就如他临走时我对他说的那样。

  小凯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经济、宪政和文学思想由他所喜爱的学生们继承发扬光大，他曾经对我说，他的学生就像美丽的桃李花会开遍天下！

  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与天父一起行走在沙滩上。天空上突然闪出了有关他一生的片断，在每一个片断中，他均注意到沙滩上留下两组的足印。一组是他自己的，另一组是天父的。当最后的一个片段闪出的时候，他发现，每当他处于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上足迹总是只有一对。他困惑地向神问道：“父啊！你说只要我决心跟随，你便会永远与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我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就只留一对足印？我很不明白。为何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便会离开我！”

  “儿啊！”神回答说：“我珍贵的儿子啊！我爱你，我亦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你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沙上之所以只留下一对足印，因为在那时候，我正怀抱着你。”

  这个故事，小凯病重时我每天读给他听。现在每当重温这段话，我便从中得到无比的安慰。

  小凯走了，他的心与灵会永远和我在一起……

  2004年8月于墨尔本

杨小溪丨我的爸爸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杨小凯教授长女杨小溪在父亲追悼会上致悼词

  我相信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我的爸爸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知识渊博的人，但是他还有另外的一面。

  作为一家之长，我爸爸是家庭里体力上最强的一员。当我们累了的时候，我们经常要他背我们，而且他很喜欢与我们玩显示他力量的游戏。以前他曾经跟我和健思玩“跷跷板”，我们坐在他腿上，他就把腿抬起来像一个跷跷板一样。或者我们玩骑马的游戏，他就是我们临时的“马”，他不时地会把我们掀下“马”来。我个人最喜欢的却是在他腿上翻跟头，幸运的是，我现在长得太大了无法表演给你们看。

  当我们住在丹德农时，每年耶诞节时我们会坐火车到城中心的Myer百货公司去看他们的圣诞橱窗布置。妈妈和我总是穿上节日的盛装，而男孩们就衣着随便，只是穿他们平常的衣服。有一年，我为这不公平的安排很不高兴，为什么爸爸不用穿得很正式而妈妈就必须这样呢？我甚至哭起来了。这时爸爸为显示公平就同意那天也穿西装。健思就比较幸运，还是可以穿他平常的衣服。那一整天爸爸会时不时地低声抱怨，说他看起来像个日本游客。

  在爸爸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当他被诊断为肺癌后，他变成一个基督徒。对我们家来说，爸爸生病是件让我们非常痛苦的事，爸爸情绪波动很大，一会儿他完全相信上帝会治愈他，另一会儿他又被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所征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的态度又不同，这时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谈话，我们讨论了天堂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天堂里会有冰冻酸奶机，而爸爸却是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里重逢。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台湾传教。当妈妈告诉我，爸爸过世了，我感到非常地悲伤，并且开始祷告。这时上帝提醒了我一件事。我相信，每个人在你生命中都会有那么一会儿，你的父母会对你说：“当我小时候……”，而我爸爸也不例外。他总是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跑过马拉松。我想这只不过是他企图鼓励我们到外面去做运动，而不是坐家里面看电视。这个时候上帝提醒我这个故事是有原因的，我不禁想到爸爸现在是在天堂里跑马拉松，不同的是他现在再也不会感到累了。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来这里，能对大家说，虽然我的爸爸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上帝通过耶稣的血把他变成了一个完人。他现在回家了，跟我们天上的父亲在一起，不管他是在吃冰冻酸奶，还是在跑马拉松。而且我期待着那一天我又会和他在天堂里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