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反面，不是不道德，而是漠视道德

文章来源|新媒体整编

导语

逃离“平庸之恶”，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正文 TEXT

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能凭借体制来给自己“他人化”的冷漠行为提供无关道德问题的辩护。

道德将从此沦丧。

二战后，曾有两次对纳粹的审判。对于高级军官的审判很快就结束了，但对低级军官的审判在战后几年才开始。时值1947年，德国纳粹早已不是世界的威胁，不少人质疑这场审判的意义。关于一场已经发生并被解决了的灾难，我们有必要反复回溯“展示耻辱”，甚至去追究和复仇吗？

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叫汉娜·阿伦特的犹太裔教授的论点最终支持了审判的进行：“这场战争，如果只是邪恶的人做了邪恶的事，那么审判确实没有必要。但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场战争的种种决定，是善良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了恶的决定？那我们是否有必要回顾，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一个善人做了恶的决定？”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ZF在耶路撒冷对逃亡18年之久，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进行了审判，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

（逃亡18年仍被绳之以法的阿道夫·艾希曼）

艾希曼，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总管。可以说，就是他的设计，把六十万犹太人送上了死路。他在战后一度潜逃阿根廷，历经十八年。1961年，锲而不舍的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终于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当时有一部纪录片描写整个抓捕过程：艾希曼在阿根廷的一辆巴士上被发现、包围、当场麻醉后，秘密押上飞机带到德国。清醒之后，这个想象中应当残忍冷酷、毫无人性的人，开口第一句话是：

“我的妻子在哪里？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他没有头上长角，他没有三头六臂，他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在危难之际，他的第一反应，是关心他身边的亲人。

汉娜·阿伦特作为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全程跟踪了这次审判，在其后完成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整个庭审过程中，他的表现非常安静。安排车次、装载犹太人、一批一批的往载反复，他说，我是在做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让车次运行的快，让车次运行的有效率。他充满自豪的回顾，在这个岗位上，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他勤恳奉公，完成工作无可指摘。

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只是——他怎么可以无视这个事实，无视他那装载量出众的车皮上，装载的是无数条将要无辜死于种族屠杀的生命。他怎么可以无视，他视为“只是一份工作”的工作，有如此深远的道德破坏力。

道德的反面，不是不道德，而是漠视道德。

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处以绞刑。

（逃亡18年仍被绳之以法的阿道夫·艾希曼）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他只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

阿伦特写道：“从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

在这里，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

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一年，在柏林进行了另一场有关“平庸之恶”的著名审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主审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道德义务。”

“平庸之恶”往往与极权相关。

探讨集权主义，有两本书是格隆百读不厌的，一本是弗里德里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本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汉娜被迫流亡巴黎。随着二战爆发，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阿伦特不得不再次流亡。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 Hiram Bingham IV 的帮助下，阿伦特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非法”向2500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

经过了多次流亡，以及20世纪“具有最黑暗的混乱、最黑暗的野蛮、最黑暗的残酷”的时代后，几乎是源于一种直觉，阿伦特总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历史的脉动与矛盾，并从中找到人性的位置。她常被称为哲学家，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

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195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再版，该书以纳粹德国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她写道：“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滥用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服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成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

她在书中对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和历史上各种专制政治、独裁制和暴政形式做了区分，分析它“现代性”的特点。她指出，“极权国家除了独一（monolithic）结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政党和国家并存的现象，完全缺乏制度。极权统治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视自己制订的法律，发展到全面专政，就是警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活生生的人被强行塞进恐怖的铁笼中，从而消灭行为（活动）的空间——没有这种空间，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实状态。极权统治的结果，人们不但丧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领域以致一切领域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无所作为。”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普通人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从而犯下无数突破道德底线的“平庸之恶”。

在阿伦特看来，“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这正是基于她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运动的深入的思考。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跑？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

无他，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而逃离“平庸之恶”、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很多时候，道德底线都远比法律底线更有意义：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但如果没有了道德底线，个体的“平庸之恶”能毁掉整个社会。

1981年，美国UCC化工公司在印度的Bhopal设立工厂，生产胺甲萘。那个城市如印度所有的城市一样，人口密集。工厂设在闹市区，生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致命的异氰酸甲酯，同时工厂一直大量囤积这种致命化学物。按照美国标准，这种生产标准决不能通过，但按照印度当地法律，则是可以被接受的。

公司美国总部并非不知道其中风险，但鉴于能为股东“make money”，且形式上不违反任何印度法律，大家都这么干，所以工厂如期开工。

1984年12月2日午夜，异氰酸甲酯气体发生泄露。

没有明确的伤亡数字。约数为：当场死亡：10,000至20,000人。终生残疾：100,000人。部分致伤致残：500,000人。

（Bhopal事故中部分丧生者）

没有一场战争曾经一夜之间伤害过这么多生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没有，投在长崎的原子弹没有，两者加起来也没有。

讽刺的是，悲剧发生的当时，那些事故的幸存者，那些工会头领，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同胞一夜惨死，眼看着更多的曾经的同事遭受终生无法正常呼吸的苦痛的人，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应该指责UCC工厂。我们已经失去了上千条生命，难道我们还要失去上千个工作机会吗？

这在贫穷的印度几乎是一个百试不爽的要挟：工作还是生命？去工作，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发生这样的事故的几率，也许十年一遇；但如果失去工作，饥饿明天就会降临。

这家公司，最终赔偿$470M，折合每条人命3300美金。

这场悲剧是一场事故，不是阴谋。不违法，不违规，没有居心叵测的一小撮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扳动阀门，滥杀无辜。没有人需要在其中承担法律责任，一切都是实在的无心之过。

但这里唯一没有安排座位的，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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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速战争的结束，1945年2月13日，英国皇家空军针对平民与伤员为主要人口的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动了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德累斯顿这座曾经美得让人惊叹，象征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被彻底摧毁，超过25万人死亡。直到今天，德累斯顿大轰炸依然被看成二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视为战争罪行。

战后被称为“屠夫”的英国空军司令哈里斯也承认，这是杀戮人民，但他强调空袭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方案也不是由他制定的，他只是执行而已。同样辩解的包括丘吉尔。1945年3月，邱吉尔致信英总参谋部，试图为轰炸开脱责任，但总参谋部“基于显然的人道灾难”拒绝接受这一文件。

或许，邱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的阐述真正反映了他的道德挣扎：“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每个人都可能经历“黑暗时代”，但这绝不是你作恶的理由和托辞。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但破坏力实实在在就在那里。

格隆以汉娜·阿伦特另一本名著《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来做本文结尾：

“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路加福音23：34｜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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