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起来，近代科学的培植土壤，正是基督教世界观。基督教相信一神，换言之，万有背后存在一个统一的意志，因此自然法则万古不变，不因时地转移。

如果宇宙各处分神而治，“自然法则”就没有定律可言，而变成了因时、因地、因神而异——要研究、归纳、推演，就不知从何说起了。

此外，基督教相信创造万有的神，是全知全智、按序按理行事的神。科学家必须先相信宇宙间存在定律，人的探求推断才有意义。

十六世纪科学家致力探究自然定理，他们相信自己研究的一事一物，都从一位满有智能的神创造而来。“人类从事科学研究，因为相信自然界有定规；科学家相信自然界有定规，因为相信有一位设立定规的神。”

基督徒相信的神，是超然物外的神，因此人可以通过“大胆假设、小心实验”来探究自然定规。

相反，如果物与神等同（正如一些宗教所言），人还可以做实验吗？又如果物质本恶（正如一些宗教所言），做实验就不仅没有意义，更属不智之极了！基督徒相信物质本善，却与神有别，从这信仰引申出来的创世观“为科学事业铺路，成为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原”。

基督教信仰是科学研究的沃土——这可说是科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的公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核物理学讲师贺治森（Peter Hodgson）说：“基督教信仰提供土壤，让科学思想发芽成长，也为科学研究发展提供养料。”

史学家巴特非（Herbert Butterfield）认为“基督教思想乃科学之母”。哲学家麦慕理（John MacMurray）说：“科学乃昔日一场轰烈宗教运动之嫡子，其家谱可追溯至耶稣。”

有大量史实表明，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世交多于世仇。

科学革命之父、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是“日心说”的倡议人，同时是波兰费琅堡（Frauenburg）大教堂的教士，他说神是“宇宙间最卓越、最有条理的匠人”。

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伽俐略，也是现代机械工程与实验物理学之父，他曾独排众议，不惜得罪罗马教庭，公开指斥“地心说”之荒谬。他虽然遭受教会逼迫，却至死保留天主教徒的身份。他曾经说：“天地间有两部巨著：自然之书、超自然之书——圣经。”

现代光学之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也是出色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他最为人知的贡献，称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开普勒是个敬虔爱主的路德宗会友，他说自己“常以神的心为心”。

论到科学界的泰山北斗，史家可能会一致推许牛顿（Isaac Newton）。他的“牛顿力学三大定理”固然警世，在光学、天文学、数学也是贡献良多（人所共知的有微积分、光谱分析等等）。

很少人知道的是：牛顿看重圣经权威，深信圣经是神的启示。牛顿除了撰写科学著作，也撰写神学著作，且觉得自己的神学著作比自己的科学著作更有价值。他相信世上没有任何学科比圣经神学更有理据、更具权威。

今日二十英镑钞票的肖像人物是十九世纪的科学翘楚法拉弟（Michael Faraday）。他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从而研制出世上第一具电动马达和第一具发电机，可是法拉弟认为影响他一生最深的，是自己对基督的信仰。

很多一代科学宗师都是基督徒，包括发现“玻意耳定律”的玻意耳（Robert Boyle）；首创用消毒液进行外科手术消毒的利斯特（Joseph Lister）；发明“巴氏消毒法”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为遗传学奠定基础的孟德尔（Gregor Mendel）；现代物理学宗师开尔文（William Kelvin）；电磁场理论大师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等等。

有人问无痛外科手术的先锋辛普森（James Simpson）：“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辛普森答道：“是耶稣基督”。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科学家是基督徒。英国基督徒科学家同盟（Christians in Science）有会员七百多人，而美国的同类组织有会员七千多人。

当代物理学大师、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院士、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女皇学院院长波京汉（John Polkinghorne）说过：

“科学家可以向基督徒阐述有结构的实相，并宇宙悠长进化的过程，从而约束基督徒的口，叫他们不致在神创造世界的事妄下判论。

神显然是极有耐性的神，愿意按部就班行事，而不喜欢任意介入自然定律。不过科学家也可以从基督教信仰得着启迪，开拓科学知识以外的眼界。

自然界精致巧妙（反映神的心思）、生生不息（彰显神的意旨），处处表明一件事实：万有由神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