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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初期,我极力遮掩我的难处,最终却让我付上更惨的代价。因我父亲我难逃外界眼光,我会被贴上「葛培理的离婚女儿」的标签,我的前额彷佛会出现「失败」二字,任人评断。神以极大怜悯触摸躲在面具下的我,即使很不舒服,但卸妆的过程还是非常值得付代价。
如今,我的人生成了一片废墟。我在自己的眼中一败涂地,自然在别人看来就更是如此了,一旦这些人知道「葛培理的女儿」干了什么丑事,我唯恐我已羞辱了那些我最亲爱的人,叫我如何再面对他们?
「你有没有对我不忠过?」
1987年5月,我和丈夫泰德欢度他42岁生日时,我们居住在维吉尼亚州雪南度山谷的牧场。我们什麽也不缺,在许多方面我们的家庭生活看起来开始逐渐接近我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与丈夫的关系日渐加深,孩子们似乎也很快乐,我们非常享受拥有彼此的感觉。
我随着泰德进入卧房就寝,不经意地聊着白天的活动。聊着聊着,我决定问泰德那个已经缠绕我好几个月的问题。事实上,我想问泰德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只不过每一回我决定要问个究竟时却又退缩。
我可能会听到我所疑心的事得到证实,令我备受威胁,我真的想要知道答案吗?最后我的结论是,知道真相会令我好过一些。我厌倦了猜忌,我想解决这件事,于是我决定等时机对了就要问问泰德。
由于我们的婚姻关系似乎比之前更为坚固,我想应该可以应付他可能会有的答案。我在黑暗中转过身来对着泰德,鼓起勇气说:「我想要问你一些事。」我眼睛望着丈夫的方向,然后就像我已经想像过许多回合的,我吐出了这几个字:「你有没有对我不忠实过?」
泰德不吭声。我看不到他的脸,但他的沉默已经传达了一切。我开始紧张起来,一面希望他能说些话,一面又懊悔自己这样问。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出我害怕听到的话:「有。」他的语气冷静,「有。」
我的感觉就像肚子上中了一枪,或是被足球后卫狠狠地撞了一把。这份震惊,彷佛是突然间天摇地动,我的呼吸也跟着停止了。
整个人完全瘫软在那里。我勉为其难地打起精神,把焦点集中在泰德身上,我猜想他一直以来必然背负的罪恶感,他不知鼓起多大勇气才敢据实以告。在他踌躇坦承真相的同时,我试图安慰他,对他说我饶恕他;但是,我有上百个问题想问他。是否不只一次?在哪裡发生的?什麽时候?泰德一一回答,但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弄清楚前后所有的事情。
他的出轨,发生在我们住德州的那几年,对象不只一位女性。这些细节让我难以招架,我精疲力竭,没力气再说什么,最后进入一种断断续续的昏睡状态,我无法再多想,只想忘记,我只想忘记这一切。
隔天早晨,现实生活成了一道断然的裂伤,「六点半醒来,想起发生了什麽事,」我在日记中写着:「我病了,老天啊,试着正常活动。外表上我看起来平静得很,裡头的我却逐渐死去。我甚至不确定我有什麽感觉,我怕假如我开始去感觉,我会崩溃。」
我抓起冻猪排朝他砸去
婚姻生活对泰德和我都极不容易。我们共享过不少欢乐时光,但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挣扎。
结婚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只有十八岁,泰德大我五岁。我对人生所知有限,身为家裡五个孩子中间的那一个,我只知道我很想感觉自己受到重视,我的两个姊姊都早婚,现在轮到我也想感觉自己很特殊,我也想要有人爱、被人需要。
升大二时,泰德走进了我的世界。我俩的初遇,是在父亲于伦敦举行的一次布道大会上,那年,我才十六岁;而现在,泰德闯入了我的生命。他一头金发、英俊、又有着运动员的体格,所到之处总是众人目光的焦点,他似乎很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我不只受他吸引,简直是对他五体投地般地折服。我们两家本是世交,似乎门当户对,他毫不保留地追求我,我便这样一头栽入。我爱上了泰德,而且我爱上了爱情。我决定休学结婚,令父母亲非常苦恼。
我们住在费城,泰德在他父亲的广告公司里工作,收入不错,但是我们之间时起冲突。他常常出差,我也发展自己的兴趣。不久,孩子接踵而至,1974年有了女儿,1975年儿子出生。我们开始进入一种新的深层连结。不过,初期的争执模式仍常浮现,两人之间的冲突持续着,紧张与挫折一直都是我们婚姻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设法克服但并不容易。
一天晚上,泰德出城去了,我带孩子到友人家去一起吃披萨。回家时我发现泰德早已结束行程回到家中,我去招呼他时察觉气氛不太对。我们一言不合,泰德发起火来,我的挫折感即刻升至沸点,失去了理智,顺手就抓起放在厨房料理台上化冰的一大包冷冻猪排,朝他扔了过去。
那时我才了解到,我和泰德有很严重的问题。我从不曾看过我父母之间向对方表达怒气,而我在和泰德吵嘴时也不知该如何回应。我想要明白的是,在冲突发生时我该为什麽负责,我深觉自己有失于做一个妻子的体统,事情必须要有所改善才行。
怀老三时我们搬到德州。那几年最富挑战性,我们几乎是各过各的,泰德每天开车到达拉斯上班,我则留在家照顾孩子,双方平时少有交集。孩子们开学时,我全副精力投入他们的日常作息,每逢暑假我就开车带着孩子们到父母家。后来,我接下了哈柏出版社新作家编辑的半职工作,在家上班,偶尔需要出差与作家碰面。
同时间,我和泰德相隔两地,他在都市中工作时间是那麽长,不管在精神或肉体上,我们俩的距离都是渐行渐远。等我得知泰德的外遇,才对这段婚姻生活有更多的体认。我们很少出外约会,日复一日,甚至难得见到对方,虽然我们还是一同旅行,也会带孩子参与活动,但基本上,我们的关係,只是共存;没有彼此交心,也不是好朋友。
面具下的婚姻
因为我和泰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挣扎,我几乎是从第一天就学到矫饰婚姻的真实面。伪装内心的真实状况并不容易,就算我们不起任何争执,光是从女学生转型到妻子的身份,对我来说都很艰难。
年纪轻轻的我对生活一无所知,而从我和泰德出发去度蜜月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严重地想家了。我对于婚姻生活根本还没有做好准备,缺乏安全感的我依恋着泰德、倚赖他成为我全部的世界。当我们的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我完全不知该怎麽办。我也不认为我能够向他人咨询,只好戴上面具,自行处理种种婚姻问题。
对我而言,为个人生活向外求助是一种软弱的表征,也显出属灵上的失败。我是一位大有恩赐的佈道家之女,我的问题不是只靠读经祷告就应该能够解决的吗?对我的属灵模范我的父母与外公外婆来说,这就足够了呀。
甚至连那些我信任的人,我都没让他们知道我的婚姻状况,一部分是因为我相信我与泰德的关係发生困难,反映出我是个不称职的妻子;我不希望我所爱的家人视我为失败,我的自尊心低落,而我害怕我的羞愧只会与日俱增。
同时我也会以一些看似崇高的理由来掩盖婚姻的真相。在我试图改善婚姻的同时,经常会与一种念头交战着,那就是我有责任要维护上帝的名声。作为我父亲家中的一员,我感觉我必须以模范生自许,一切照章行事,让神的颜面很光彩。
虽然父母从未给我压力要我维持任何形象,但还是那句老话,我父母等人的榜样有如暮鼓晨钟一般。他们似乎总能保持端正的行为,当生活环境变迁时,还能将下巴抬得高高的。
不知从何处起,我开始弄巧成拙,以为将我的下巴抬高一点,意味着不管我真实经历到什麽,即使是在挣扎中,我也要展现出完美无缺。我极力想要证明,不论落入何种景况,我都能在试炼中喜乐。
在泰德的外遇事件曝光后,我才发现掩饰我的伤害与缺陷,假装我安然无恙并非荣耀神或是证明基督教有用的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才能让耶稣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景况中。只有在这种时候,祂才真正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荣耀。
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坐在教会中,假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外面,好像我们这些裡面的人一无所缺,好像我们从来不会做错事。我们微笑着,看起来既快乐又得胜,同时却也在疗伤止痛,害怕坦承我们的问题。我们奋力挣扎着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势,我们争战着,想让基督教看起来很成功,但这并非我们的工作。进入教会的前提——决定跟随基督,就是在承认我们是需要救赎的罪人,我们无法独力面对。每排座位上,都有伤心人。
结婚初期,我极力遮掩我的难处,最终却让我付上更惨的代价。神以极大的怜悯,触摸躲在面具下的我,伸手在我最深的伤痛上,为了我的益处作工。
未能揣测的背叛的威力
到了1985年,新的机会促使我们离开德州,搬到维吉尼亚州的雪南度谷。自此我们的生活好转起来。在设计房间时,我们特别规划出泰德的办公室,这表示,他总是在左右。他会和我谈论工作上的事,我觉得自己融入了他的生活,这种感受是以前不曾有的。泰德和我也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快乐。
这段时间,泰德用了很多心血改善我们的婚姻质量。我经历了更深刻的个人成长,对婚姻也有正面影响。我与神更亲近,也更清楚自己情感上的需要。我和泰德比较能够彼此吐露心声,以一种新的坦诚方式讨论我们的关系,探究婚姻关係中的困难层面,并试着去挖掘问题的根源,这些对话都不轻松,但却能产生互信,我们在打造新的根基。
1987年春,我们在维州的新生活约有两年后,我开始怀疑泰德可能曾在某个阶段对我不忠。我和他现在关係更近,也更能理解他,我开始受到疑心的困扰,由于我们变得更亲近,我想我有足够的安全感询问丈夫。我以为我们的婚姻经得起我的发问,我以为我可以处理后果。
事实上,我发现,结果比我预期的更难承受,我后来甚至怀疑,是否或许泰德应该向我隐瞒真相。假如他守口如瓶,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去,情况是不是会好一点?我不知问过自己多少遍,为什麽我要去戳穿这件事!我真的想知道答案吗?我未能事先揣测到背叛的威力。
自从在泰德生日当晚得知真相,我的各种情绪一股脑儿地渗入我那再度产生变化的婚姻领地。我的日记上写着:「我告诉泰德,不要因为我的反应很平静,就小看我所受的痛苦和伤害。一旦所有的情绪倾巢而出,我可能需要再从头进行饶恕。」没想到,这段话还是低估了后来的实际状况。
一天又一天,持续冒出泰德外遇的最新细节,早就超出我所敢想及的程度。即使我对他起疑,却仍无法置信,他真的会违背我们的婚誓。我在日记中写着:「我现在身处在一个经历犯姦淫的婚姻了……想对他发怒,又不想这样做。我的心深深受伤,可是我的理智却又控制得很好,也知道应该要说些什麽。」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患上了忧郁症,不知该向谁倾吐。我的体重直线下降,夜不成眠,一股巨大的倦怠感将我吞噬,日常家务将我好不容易勉强挤出来的力气消耗殆尽。我尝试藉着读《圣经》自我抚慰及鼓励,也把有感动的经节写在日记中,然而即使我把这些真理的话都写下来,它们似乎还是无法帮助。这些字似乎一点生命都没有,我感觉不到神永恒的臂膀在那裡,听不到祂的声音,无法体验祂的同在。
我想要将一切埋藏起来,却又发作出来。我会去安慰泰德,一下子却又对他充满敌意;假如泰德离我很远,我又希望他在身边;假如他离我很近,我又想他走开。前一分钟我还满怀需要,后一分钟马上变得忿忿不平。我忽而退缩,忽而宣泄,我气上帝,也气泰德。我软弱无力,寂寞,彷佛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全都暴露无遗,就像无壳的蛋一般流淌一地,无从收拾。
我没办法跳脱。自杀的念头间歇性地窜进我的脑中,然后,我又想起孩子们。
我应该保住他的名声吗?
在我们那次对谈之后几天,我对自己该如何处理这个婚姻危机下定决心:我要隐藏他的过错,与他一同化解问题。泰德的名声保管在我手中。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为着爱的对象,製造出安全环境,不去暴露其他人的软弱使其不堪一击。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做滥好人,但我们的确该保护我们所爱之人及配偶的声誉。假如我可以保护丈夫,在我们的婚姻上覆盖一个安全网,我相信,会给神更多空间在我们的关係上作工。
我保持缄默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深怀羞惭,感到我这个做妻子的彻头彻尾地失败。一定是我哪裡不好,才让泰德投入其他女人的怀抱。我不想暴露我犯错造成的后果,更不能忍受别人像我自己一样,认定我是个差劲透顶的妻子。将真相告诉那些我所爱所信赖的人,只有徒增我的耻辱。
而顾虑到我娘家的名声,则是我隐瞒的另一个因素。我不想给父母带来任何麻烦,他们年纪都大了,仍要扛起服事的重任与压力,我不想伤害到他们,不希望他们轻看泰德;也不想让我父亲的服事有任何阴影。我希望自己可以顾全这一切。但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我疲于维持着假象;泰德经常远行,我需要更多的扶持。回想那段日子,我但愿我当时立即寻求专业咨询的协助;我但愿当时就告诉家人:我孤立无援。
即使有时会令人很不舒服,但「卸妆」的过程还是非常值得付代价的。最后我打破沉默,并非出于选择而是不得不改变路线,我已走到自己的尽头了。我们陷入胶着的状态中,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持续了好长时间。
十一月的某天早晨,一场争执终于使我忍无可忍,我知道我需要去哪裡,找谁谈,我那时才发现,我必须立刻动身,不然我会崩溃。我再也受不了了,再也没有争吵的意愿了。
我进入了一场与饶恕的角力
母亲知道我要来。一年半以来,我一直在想像着这趟旅程。我应该将这个糟糕透顶的真相告诉我的父母吗?他们一旦知道了,会对泰德产生什麽样的影响? 我的告白会不会永远损伤他与我父母的关係?爸妈会不会认为我一败涂地?我承担得起那份羞辱感吗?我能忍受他们向泰德表示同情吗?
挣扎了十八个月之后,我无法再伪装。我又倒了一杯咖啡,坐进母亲旁边一张椅子,然后鼓足勇气开口说:「妈,我回来是有事要告诉你。」我同意让母亲告诉父亲,还有另一位亲近的家庭成员。
将有更多人得知我处境的可能性,带给我极度的焦虑感。其他人一旦发现之后,可能会对我产生的观感或评语让我惶恐。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又会告诉其他人?我在日记中写着:「我无法忍受,这样会伤害到泰德,会打击到他的士气。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事实上,我的家人都爱泰德,也向他充分流露同情心。然而,面对这样的反应时,我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虽然我想要家人饶恕泰德,但我也觉得,那份饶恕带给我一些威胁感。我明白我们彼此间有充分的爱去包容对方,但我感到我需要盟友能够围绕在我身旁,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我的需要上。我想要我的家人既能饶恕泰德,同时又和我同仇敌忾,彷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充满矛盾与冲突。我试着给大家机会,以他们的方式去响应,但我发现自己却是防御心与脆弱不断轮替,想要控制每一个人的反应。
一天晚上,父亲特别带领大家为我和泰德祷告,我哭了起来。结束时,我告诉家人们神已经在泰德的生命中动工,我的丈夫在成长中,「但是」,我一面解释:「饶恕的代价好高。」
我们接着谈到饶恕让耶稣付上了多高的代价——祂的生命。我们讨论过去那些饱受凌虐的殉道者饶恕施暴者的例子,「没错」,我反驳说:「可是他们不必和他们的施暴者住在一起呀!」这场讨论中,我的眼泪没停过,我的父亲一直抱着我,感觉真好,就像是海绵受到水的润泽一样。
我逐渐发现,这场婚姻危机中,若是有哪个层面格外难以克服,那就是饶恕了。得知被丈夫背叛,迫使我进入了一场与饶恕的角力,一直持续到往后的几年。我从他坦承曾经不忠的那一刻起就决定要饶恕,但随着几个礼拜变成了几个月,最后成了几年,随着愤怒升起又消逝,随着我的内心逐渐掏空对丈夫的信任、尊重与同情,我不禁要问:我真的饶恕他了吗?假如我已经饶恕,岂不是应该有不同的感觉?到底饶恕真正的意思是什麽?它看起来应该是什麽样?
在这些年的浮沉中,有时,我看见饶恕像个敞开的门,带着得释放的保证向我招手:有时,我看见它像是一堵牆伫立在面前定罪我,因为我没办法爬过去。而一当我的处境人尽皆知,饶恕也似乎成了那些人不断高呼「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时,握在手上用来加强语气的棍棒。
想像力可能会在饶恕过程中成为你的一大障碍。当我的私生活一曝光,我就不断想像着其他人会怎麽说我。我在想像中播放着别人窃窃私语或是我与他们摊牌的画面,这隻有会更加激起我对丈夫的愤怒。但不是每个人都在谈论我的,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忙。我们的情绪也会给我们惹麻烦。我的情绪起伏不定,为了帮助自己,我在圣经里注明我选择饶恕泰德的日期,当那负面情绪又来试探,要我以为自己还没有饶恕时,我就回到那个日期,刻意地记念我的决定。
但我的生活不会再像从前一样,我知道,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
目标并非打击伤害你的人,而是得医治
婚姻危机之后两年,泰德心脏病发作。藉由一位婚姻辅导的协助,我们坚决地努力挽救婚姻,但却没有什麽进展。而此时,我们已经非正式分居了,希望彼此给予对方多一点空间,能够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泰德病发后,回到我们的农庄调养。我真心盼望这场病能够带来生机,让我们之间重新燃起对彼此的爱。但复原期开始没多久,我们之间就又掉回旧有的相处方式。丈夫的一些行为模式不断出现,让我没有安全感;事实上,我对他所有的信任早已蒸发得无影无踪。我们持续地在婚姻中挣扎求医,眼见双方恢复关系的可能性仍和过去一样的遥不可及,我灰心至极。
饶恕是一回事,而恢复和好关系似乎对我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后,我终于了解到这两者的差异:饶恕是无条件的,和好是有条件的——主要是看对方。饶恕与和好并非同义字,友谊不一定是饶恕的副产品。我们需要看出我们可能和好的对象有无真实恒久悔改的迹象。
我的意识愈来愈清楚,我裡头有些什么东西已经死去;当我回想泰德的负心,我无法想像仍以妻子身份与他同居,毫无保留付出我的心;我无法想像再次信任他,我就是不知该如何与那伤我如此之深的人恢复婚姻关系。到了这个时候,切断我与泰德之间的婚姻关系,似乎已成为我们唯一可行的选择。
虽然我在泰德身上观察出一些改变,但我并没有看见吸引我重新与他建立亲密关係的改变,我并没有看出那种深刻的改变,足以说服我放下我的防卫,重新把心交给他。我已经饶恕了他,但是回到亲密的连接中,似乎再也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并不想离婚。神是站在婚姻这一边的,我不想让神不喜悦。我也害怕披上离婚所给我的污名。我这才发觉,到我得知泰德的外遇为止,我一直将离了婚的人当做次等公民,我害怕其他基督徒也会这样看我。因着父亲的事工,我的生活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多少会引人注意,我也料想得到,假如我离了婚,大概也难逃外界的眼光,我会被贴上「葛培理的离婚女儿」的标签。对一个多年来努力由介意别人看法的心态中得释放的人来说,我感觉,我的前额上彷佛会出现「失败」二字的刺青,任由所有看见的人去评断。
再来就是,离婚之后生活方式将会彻底改变。我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孩子们会受到的影响,我实在为他们心疼。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谨慎地做种种考虑。到头来,我的结论是,离婚是我需要走的路。
但我必须在此说明,受到外遇伤害的婚姻不一定非要以离婚终结,虽然《圣经》上似乎同意让那些配偶犯姦淫者可以从婚姻中释放出来,神仍然能够修补裂痕,让夫妻恢复关系。神能够挽救你的婚姻,你只要做你该做的那一部分,让神做祂要做的。就我的情况而言,在以祷告的心仔细权衡轻重之后,我相信神最终是将我从这段关系中释放出来了,但是这不一定就适用在你的身上。
重新检视生命中的黑暗篇章,有些事情,我宁可不去记得。即使只是朝回忆的方向一瞥,就可能会启开旧创的世界。然而,神在人生里程的某些时刻,会轻柔地引领我们,回到我们的伤痛处,邀请我们再看一眼。祂让我们回头,不是要在我们的伤口上洒盐,或是造成我们情绪上的二度伤害。当神发出呼唤时,早带有美善的目的,而当祂催促我们回到艰难之地,是为了医治我们。只有等到那时,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往前迈进。
我的这些经历能让你产生些许共鸣吗?假如你正身处苦境当中,耶稣才是医治者。而你的目标并非打击伤害你的人,而是得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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