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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十字架系列】

文| 赵杰

15岁，自认好学生的王润民痛哭悔改信主，使他信仰受益最大的人是王明道。“文革”期间，他被揪出关在一个小屋里。“我当时心里害怕，一边嘀咕一边祷告。”被拉到公众面前大批斗时，“心里突然像一碗水那样平静。我顿时确信神与我同在，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第一次见到王润民时是两年前的秋天，老北京城里槐花落了满地。当时八十岁整的他，早早站在位于老胡同的家门口，等着我们到来，之后一谈就是大半天。

一转眼两年过去，今年秋天，我们去新疆拜访西北灵工团的李道生老牧师，对方告知“王润民前几天刚刚来过，回去了”。虽是擦肩而过，但也引发我许多感慨，就在我们上次谈话间，王润民提起年长自己约十岁的李道生时曾热泪纵横，以“小弟兄”自居，而敬佩地称对方是“老大哥、老前辈”。

从15岁信主至今67年过去，王润民眼前的北京城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时过境迁之间，他也体会着一名基督徒信仰面对的不同挑战，从“文革”期间令人窒息的逼迫，到如今物质极大丰富条件下灯红酒绿的侵袭，他坦言人生最重要的是与神的关系，而建立并巩固这一关系的核心则是阅读《圣经》。

1934年4月15日，王润民出生在河北永城一个农村。他出生两天后，日本发表侵华声明，一时间人心惶惶。他的母亲开始考虑迁居时称北平的北京，从产生这个念头，到付诸实施，王润民已经长到了13岁。

“如果我母亲不坚持到北京，我的人生肯定要改写，我也没有机会信主。”年届八旬的王润民回忆起当年母亲的决定，还是不尽感恩。而那位农村老人当时最朴素的愿望只有一点，要儿子读书识字。

进京之后，王润民入读北方小学，但是亲戚认为这所小学不好，建议他在五年级开学前参加一个补习班，就有机会入读更好的学校。他是倒数第四个报名补习班的学生，却恰好赶上最后一个跳班名额，获得了进入口碑较好的汇文小学读书的机会。汇文小学始建于1861年，最初是一所教会学校，王润民入校时，这所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部都还保持着较好的信仰传统。

新生入校后，学校为便于管理，就把所有学生集中在一个楼里居住。“这栋楼里有高中生，他们都信主，”和高年级大哥哥们认识之后的王润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信仰，谁是耶稣，什么是悔改和得救。但是当时他并不觉得这些和自己有什么必然关系，反而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好学生，“平时很听话，规规矩矩的”。

直到1949年初，有一个在香山脚下居住的大姐带他聚会，期间，一名高年级同学带他祷告，“那次我比较彻底地认罪悔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一边祷告一边痛哭流涕，”那一刻，这个15岁的“好学生”眼前浮现出从幼时开始犯的罪，“一幕幕就像过电影一样，我忍不住跪下来向神认罪。”

此后，王润民一路在汇文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这六年间，他一直参加学生团契和礼拜天的敬拜。当时的聚会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基督徒学生会；一处是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和青年会。每次聚会时，来自汇文的学生常常占多数。

彼时，每个礼拜天，王润民就开始和其他学生一道开始敬拜，结束后还到南河沿北门的一个院子里继续团契。据他回忆，基督徒学生会成立于解放前，是由北京医科大学（如今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简称“北医”）一个学生祷告会发展起来的团契。

向得罪的人当面认错，从小事上悔改

“信主以后的人生真是巨大的改变，绝非小的变化，”这是王润民回忆大半生信主人生的总结。刚信主时，他也和周围不信主的同学一样，说脏话骂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普遍，但是信主后就没有了。

“尽管很多时候根本做不到慈爱、怜悯、信实等等，但心里非常渴慕，愿意竭力追求，”他说，大家在一起聚会时常常分享自己的软弱和悔改见证。

这样的团契生活伴随着灵命成长，王润民开始用行动去悔改。他记得小学时经常私下称当时的校长为“狗头”，信主后心里一直不平安，有一种力量催逼他去悔改，但他又觉得难为情。挣扎了很久之后，找到这个校长向对方道歉：“对不起，我小时候骂过您，但我现在信耶稣了，要为那时候的行为向您认错。”

还有一个姓金的历史老师，由于近视很厉害，每次他监考时，同学们就会堂而皇之地照书本抄袭，王润民也是其中之一。信主后，他也找到这位老师认错：“我当时考试抄袭，欺骗您，成绩都是假的。现在我信耶稣是基督徒了，要向您认错。”对方惊讶地说：“你竟然还记得我？没事，我原谅你了，回去吧！”

另外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令他尤其纠结挣扎了很久。小时候，他家门外的胡同口有个人开了个小卖部，有一次他路过，趁对方不注意偷偷在摊上拿了一粒糖果吃。信主后，这个行为在神面前暴露出来，他常常很不安，但又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个店主。一边挣扎一边祷告了很久之后，他终于鼓足勇气找到对方认错，得到谅解后才真正获得平安自由和喜乐。

在他们的团契中，还有同学多次在乘坐公交车时逃票，信主后主动找到司机补偿所有的票款。“这样的认错悔改行为，不是做给人看，获得一句夸奖，而是在神面前竭力追求圣洁，并且会促使自己今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认错的过程很纠结，每次出发前都要在神面前一直不停祷告，先从心底认罪。这个过程会让自己凡事警醒不得罪神。”

回到现实，信仰带来的直接影响首先是在高中毕业显现出来的。因为信主，凡是在王明道和基督徒学生会聚会的人，一律被拒绝进入大学。王润民和其他同学收到的理由有三点：根据你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和政治条件，全面考核，你不够录取标准。后来工作时也都遇到同样的情况，从北京一路跑到青海，申请的单位都以这三条理由拒绝。“但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抱怨神，无论做什么都还是很喜乐，很感恩。回头想想，这就是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

“文革”被批斗时出人意外的平安

进入1960年代，基督徒面对的考验达到了一个顶峰。“文革”期间，没有人敢私藏《圣经》，不敢聚会，一旦被查到，就要被批斗，甚至有生命危险。曾经熟悉的弟兄姊妹不能再来往，偶尔在马路上见面也是相逢装作不相识。

但王润民认为，正是“文革”的日子，他深刻认识到了两点：其一，和神建立真实关系的最重要核心是《圣经》，最艰苦的日子里，唯有神的话语能起作用，所以保存并熟悉《圣经》极其重要；其二，真信心来自对神的认识和赐予，前提是自己与神有畅通无碍的亲密关系。

“文革”初期，风声鹤唳，《圣经》必须被烧毁。坦言“自幼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王润民，起初也很害怕，有一天晚上八九点钟，他下班后下了公交车往家走，突然想：“万一我被抓了，我的妻子信主，可以理解我，但我的父母都还没信，他们会多么伤心难过啊！”想着想着心里就又失落又难受，这时候，有一句神的话语进到了心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他顿时感觉平安了，“感觉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因为相信神必亲自照看我的父母”。晚上回去，他就把仅存的一本《圣经》偷偷埋在了院子角落的一块地砖下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见天日。

就在王润民经历信心考验的时候，他昔日团契中有人正在把《圣经》包起来塞进鸡窝；还有人藏在地窖里，并且叮嘱家人说：“如果我回不来了，请你一定替我看好这本圣经，那就是我的命。”另外还有人在日夜赶抄整本《圣经》，以便在烧掉原本之前还能拥有手抄本。这都是他在事后知道的。

随着“文革”浪潮全面掀起，王润民被揪了出来，关在一个小屋里，白天接受批斗，晚上面壁思过。“我当时心里也害怕，嘀咕着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对付我，一边嘀咕一边祷告，求神赐给我力量，”王润民回忆说，等后来他被拉到公众面前大批斗时，“心里突然就像一碗水那样平静，我都奇怪，怎么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了。我顿时确信神与我同在，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多年过去，他还清楚记得批斗会上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蒋介石快回来了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他回答：“我敢以性命担保，我从未说过这句话。”紧接着对方又问：“耶稣快回来了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他回答：“这句话我常常说，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是我的盼望。”对方竟然哑口无言，打他几下就带回去了。对此，这位老人不住口地向神感恩。

后来，有教会遇到逼迫，这些教会牧师曾询问王润民怎么办，他平素里一贯坚持不干涉教会内部决定，但既然被正面问及，就回答说：“我宁可不聚会，被逼迫，也不会为信仰妥协。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和圣经原则相违背的地方，我们决不能让步。”王润民说。

回忆决不出狱的王明道

王润民身边第一个遭受逼迫的，是他口中使自己信仰受益最大的一个人“王明道先生”。

他决志信主后不久，年届半百的王明道为其施洗。他读书期间的几乎每个礼拜上午9：00-10:30，都会到王明道家里听对方讲道。“他讲道基本上都是讲基督徒的生活，主要集中在生活中的信仰以及生命建造等方面，比如，要诚实；要在任何工作上都尽心竭力把工作做好；公私一定要分明等”，王润民回忆当时聚会的情形，听讲道的人里里外外都挤满了，大家都很渴慕。

在王润民的记忆里，王明道的形象总是很鲜明。生活中，他的性格非常正直，对神忠心；讲道时，常常“声嘶力竭地斥责罪，慷慨激昂，令人非常感动”。那时候，王润民知道这位神的仆人有一个习惯，他一旦借了别人一本书，定下还书日期，当天无论如何都要还回去。另外，他还从一件小事上对王明道印象深刻。当时外面马路和王明道家之间，有一块公用草地，大家每次去为了抄近道，都会从草地上走过去，时间久了，就成了一条小路，但是王明道每次回去宁可绕圈，都绝不踏上草地。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55年8月8日凌晨一点，因为不参加“三自”，迎来了人生的牢狱之灾。被捕后大约一年左右，他被释放出来了一段时间。当时王润民去见了他一面，“他一看见我就哭，”王润民说，因为王明道后悔自己软弱了，当时枪一顶到头，他就怕了，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答应“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

任何人给他安慰都没用，还有人给他画了一幅鸡鸣图，提醒他连彼得都三次不认主。可是他一看见就哭，说自己根本不配。那段日子里，他拒绝上台讲道，但也更坚决拒绝并入“三自”，由此，他还被扣上了“反革命集团头目”的帽子。

出狱两年后，王明道再次被捕。这次入狱后，他推翻了之前的所有口供，并且在可以提前获释的情况下，决不出狱，一直到1980年刑期已满才重获自由。“第二次入狱经历，他的心得了安慰，说：‘在神面前，我一无是处。但在法律面前，我知道自己没有触犯任何一条法律。’他认为既然这事出于神，自己就不能随从人的意思，以至留下任何可能的破口。”王润民回忆说，这些经历为年轻一辈基督徒立了信心和忠心的榜样。

第一次入狱前不久，王明道刚刚出版自传《五十年来》，还送给王润民一本。其中在序言中写道：“保罗把自己一切的事都诚实坦白地陈述出来，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他不因为怕人轻看，便不敢说他以往的罪恶；他也不因为怕人说他的骄傲，便不敢说他所有的美德。他的心中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

晚年的王明道离开北京去了上海，王润民再未见过他，直到对方1991年去世。

最不应该放松警惕的是罪

如今年过八十高龄的王润民，还常常和老伴一道四处坚固教会，尤其是一些缺少牧养和关怀的农村教会，他们常常要坐单程两三个小时的公交车，四处奔波。

“我们今天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就当好好地荣神益人，”他和老伴口中最多提到的是神的话语和人的信。“神说，天离地何等地高，他的慈爱就何等地深。我们没有量过天地间的距离，你信这话吗？”他自问自答地说，神的话语是让我们首先认识自己是何许人也，再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而我们的信，一个层面是单纯相信神的话，一个层面就是信心生活。“我们要在生活中经历神，信心才可以增加，就像小孩子一样，慢慢长出基督的身量。”

回忆自己幼时的1930年代，再到灵命大成长时期的1970年代，又到改革开放到现在进入21世纪，王润民看到世界对基督徒的逼迫，已然从赤裸裸的苦难，变成物质丰裕之下的新潮流对人的影响。“目前的世界潮流有一套基于物质的成功标准，已经开始对基督徒构成影响，但基督徒要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爱神，一天一天更多地竭力认识神。”

但他也一再强调，无论身在任何年代，一个基督徒最不应该放松警惕的是罪。“我们要常常向神祈求，求主拦阻我，使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而要对付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主里生命成长，这要通过读经、祷告、聚会来实现。“如果一个人在这几方面常常凑合，那你活出来的生命也一定是凑合的。我们要发自内心地渴慕读经，渴慕肢体相交。”

“如果有一天你真实地站在了主耶稣面前，最想给耶稣说的心里话是什么？”谈话结束时，我问他。

“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亲自面对主，到时候各自的心情肯定都不一样，”王润民回答说，此前“我见到神的老仆人李道生牧师，他说：‘您为神受了二十多年牢狱之苦。’他笑着说：‘没有，没有，那是我的荣耀。我唯一在乎的是有一天见主面时他说：我的好孩子，你来了。’”说到此，他话语一哽咽，泪水滚出了眼眶，“身为老大哥，我的老前辈，他的话进到我心里，这就是我今天最渴慕的，我希望见主面的时候，能够不羞愧。如今活着的每一天都好好爱主，做金银珠宝而不是草木禾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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