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独立出品【口述实录】

采访|喻书琴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过于高昂的房价、过于激烈的竞争、过于疲累的生存压力，还有重重雾霾、户籍制度不公、子女教育难处，导致许多外地80后逃离北上广，迁移二三线，但工作机会少办事拉关系，让不少人选择逃回。那些离开或归来的80后基督徒家庭有什么心路？

我和先生都是80后。我来自塞北，先生来自江南。我们2008年结婚，2011年在上海浦东远郊买了房。

来上海这么多年，我们对这座大城市的印象是——一座在路上奔波的城市。

很多外地亲朋好友来上海旅游之后，都羡慕我们能在这样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生活，但其实，久居大城市的心态和初次观光客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外滩、东方明珠塔，迪斯尼乐园、音乐会……可是，如我们一样的普通80后看到的却是延口残喘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

我们一天大部分时间花在家里、路上、公司这三点一线上。周六，总算能好好睡个觉，收拾个房间，偶尔朋友小聚，周日，则是去教会。花一个多钟头去那些名胜古迹的地方，就好像去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一年上头也去不了一次。

由于我们买房比较迟，住房也比较偏，丈夫每天上下班回家需要三四个小时，非常辛苦。开车吧，一个本地车牌拍下来大约要八九万，比我们买的车还贵，但外地牌照也不能上高架，坐地铁吧，早高峰时间人山人海，几乎挤不上去。

此外，我先生身体并不好，有支气管的问题，体弱，敏感，对污浊空气的过敏度比一般人更强烈，更不舒服。上海雾霾天虽然比北京少很多，但这几年也开始变本加厉，我先生的身体也越来越吃不消。

其实，不止是我先生，我们小区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大好时间都花在被挤成煎饼果子的路上。

而我呢，是做图书工作的小编，不用坐班，很自由，但收入也较低。我的性格是比较慢条斯理、闲云野鹤型的，不喜欢过于激烈的竞争与拼搏。我不渴望赚很多钱，同时，也不渴望花很多钱，属于那种不爱逛街，不爱购物，对物质的要求很简单，更关注内心世界的女生。比如，如果可以同时做两份工作赚更多钱，大多数人的选择也许是并驾齐驱，但我的选择则是放弃其中一个，因为在我看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最重要。可是，在上海，在财务不自由的情况下谈时间自由，似乎是一种带着内疚感的奢侈。

也许由于住处偏远的缘故，我们俩一直不觉得自己真正融入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从结婚没多久，先生其实就想离开上海，寻找一个有更清新的空气和干净水源的地方。还好，我们都是基督徒，三观很一致，都觉得在上海的生活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们夫妻心中向往的生活品质则是——更少的消费，更小的压力，更好的空气，更多的陪伴，更多地探索内心。

有意离开上海后，我们首先自然而然想到的是双方的故乡。

要不要回我老家生活？我是在安徽农村长大的，这几年每次回家，都感觉农村景象变得更加凋敝，村里人对金钱的膜拜和世俗成功的向往比大城市更厉害，见面第一句话就会问你挣多少钱。村里复杂的宗法人际关系也很繁琐，村里小超市卖的东西很多都是假货，我们如果回去，七大姑八大姨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所以，这个想法被我否决掉了。

要不要回先生老家生活？他是在杭州市区长大的，但这几年杭州的雾霾也日益严重，交通也开始拥堵。生活节奏也开始向一线城市靠拢，生活成本不比上海低，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原生家庭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和父母家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也有诸多不便。所以，这个想法被先生否决掉了。

那要不要迁到各自家乡以外的乡村或小城生活？我们多少有些对陌生感的畏惧，所以移居的事就放下了。然而，这两年间，我们这个小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次加深了我们离开上海的决心。

一个是我先生职业有了变动。他之前是做机械制造业的，但其实他内心并不喜欢这一职业，只是因为得养家糊口，这两年也尝试在转型，却不太顺利，很多其他行业表面看起来很光鲜，但要付出很多时间和心血，才能赚取不错的薪水，在上海稍微稳定的生存下来。所以，他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另一个是我生了宝宝。有了孩子后，对空气质量自然更加关注，一到不宜出行的雾霾天，就很无奈，只能待在家里，抱着宝宝看窗外灰蒙蒙的天。我真的不希望他将来回忆童年的时候，没有大自然的气息，而是零食、塑胶玩具、游乐园那些颜色过分鲜艳的合成品，以及寸土寸金的狭小空间。

于是，我们再一次对在上海的生活打问号。这到底是不是自己内心想要的？陪伴家人的时间、看书的时间、接触大自然的时间都太少太少。

这不单单是我家的情况，教会很多80后年轻家庭也一样。真是没办法，我们这一代偏偏赶上了房价最高的时候，都住在很偏的地方，背负很重的房贷，做着很忙的工作，还得常常加班。当然，周日我们都正常去聚会，平时也踩着点卡着时间参加团契，但节奏还是很快，互相深度交流和了解的时间都太少，我怀疑为了在上海安身立命，整个人像陀螺一样转，是不是把信仰过成宗教生活？

可是，离开上海，到底去哪里呢？

我们想到了大理。2年前，我和先生去了一趟大理。结婚这些年，我们也去了中国不少风景地，但洱海真的是我们见过的最清澈的海。民居都是干净的矮小房子，看不到任何高楼大厦，举目就是蓝天白云。更重要的是，比起家乡，这里因为外地人很多，流动性强，城市更加具有包容性，没有老家那么多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要应付应酬；而比起上海，这里生活成本低很多，租一个小院子也就1000多元左右，如果我们把上海房子出租，换到这里生活，也不用过于疲于奔命地工作。

于是，我们开始考虑要不要留在大理。

也恰好，大理有一个姊妹的院子要转租，她便问我要不要来这里体验体验生活。我们祷告了很长时间，其实我更乐意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奔赴一个城市，比如，我去某地，是为着福音未得之地和未得之民的缘故……可是，我好像没有。

后来慢慢发现，这种使命感其实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某种焦虑感和内疚感。受某种“服侍越多越受尊敬”的传统教会文化影响，我常常会有一种自卑感：“有些弟兄姊妹去讲道，去宣教，去植堂，去带小组，为何活得那么崇高那么有异像，我却活得这么平凡？我应该为神的国度做怎样怎样的大事？”

直到在祷告中，我突然意识到：一定要为神做什么吗？神需要我做什么好在祂面前称义吗？我的灵性就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就好。简朴生活，珍惜当下，用心过好每一天，让自己常常喜乐，关心丈夫，陪伴孩子，这就是在参与神的国度建造啊。

我也咨询了上海牧者的意见，牧者也觉得我们俩的性情不太适合上海这种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城市，可以考虑离开。上海的朋友们都觉得我们舍弃的勇气可嘉，但我没觉得舍弃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融入上海的高大上氛围。

搬到大理后，一开始还不太适应，因为每天都是蓝天白云，觉得太奢侈了，所以反而更会感恩珍惜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此外，这里的人际关系也很简单很悠缓。当然，大理在公共服务和设施上的确远不如上海，比如说医疗，我去医院检查，很小的病也会出现误诊，但医生态度非常好，只是医术偏低；再比如说教育，没有什么优质的学校……

目前，丈夫受邀请，在大理一个民间幼儿园里工作。我有时也会想，为了孩子将来的学校教育考虑，是不是要不要迁居昆明？丈夫则反问我：“真要挑学校，去昆明不如去杭州，去杭州不如去上海。你这不是绕了一圈回到原地吗？”

的确，如果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只会变得越来越焦虑。所以我也就学习交托给神，不为明天忧虑。此外，在陪伴1岁女儿的过程中，我发现，教育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如果孩子能有家庭的爱，能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能接纳自己，能敬畏神，能有一技之长，能常怀赤子之心，就已经足够了。就算走homeschool这样不常规的教育道路，又何尝不可呢？

事实上，大理为那些非主流的个体理想主义情怀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很多在国外或一线城市呆过很多年的人士来到大理，有的做音乐，有的做民间工艺，有的做有机耕种实验，有的做儿童教育，比如我所接触的大理猫猫果教育社区，在教育方面的探索真的非常前沿。更重要的是，他们脚踏实地在自己的领域里用心专注做事，追求美好，这种精神真的值得敬佩。当然，但这种非功利的情怀要放到上海这样高租金高地价的大城市就不太容易，但在大理却可以。

当然，来大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抚养宝宝本身的艰辛，都不是移居能解决的，但移居大理后，我们的确过上了“更少的消费，更小的压力，更好的空气，更多的陪伴，更多的探索内心”的生活，此外，因为自然环境变好，生活节奏变慢，先生的身体明显改善了很多，心情也日益舒展，也会更深思考工作的意义。

来大理快一年了，我喜欢这个城市的纯粹感，希望在这里“好好虚度时光”。在物质层面，尽量将消费减少到最低水平；在灵性层面，远离热闹奔忙的人际关系，远离五花八门的资讯信息，学习聆听内心，享受孤独，与神更亲密同行。

我和妻子都是80后，我来自青岛，妻子来自南方。

2012年，在北京的昌平远郊买了一套小房子当做婚房。2013年，我们有了女儿。

而2016年底，我和妻子下定决心离开北京，很快就卖掉北京远郊的房子。几天后，又在我的家乡青岛买了房子。而此时，离我来北京已经10年了。

我知道很多人离开北京是因为雾霾。但我们不是。作为还在为住房打拼的80后一代，纯粹为了雾霾而离开北京，我觉得还太奢侈。我们离开主要是考虑孩子的未来教育和父母的晚年陪伴。

我和妻子的户口都不在北京，但女儿却在北京出生。随着女儿出生与长大，教育入学问题的严峻性日益摆在我们面前。

2016年，女儿3岁了，要读幼儿园了，我们这才发现家门附近居然连像样的幼儿园都没有。再一打听，附近也没有什么小学初中。

随后，我又了解到，按照北京这么多年一直实施的户籍政策与教育政策，非北京户籍的考生是无法在京参加全国高考的。当然，我因为在外企工作，且在北京纳税多年，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证，女儿小学、初中可以享受在北京就读的待遇，但到了高中却需要返回原籍所在省参加高考及录取，无法享受北京的高考录取红利——比如，一所优秀的北京高校录取京籍考生的数量可达上千，录取非京籍考生的数量也就几十。且非京籍考生的录取分数远高于京籍考生。

且各地高考模式完全不统一，那么，小学初中在北京就读有什么意义呢？等到孩子初中毕业，正值心理最脆弱敏感的青春期，再转回原籍，如何面对回原籍之后生活环境与学校环境的不适应？如何面对高中教材体系的不一致？如何面对与在京工作的父母的长时间分离？

虽然关于异地高考的呼声这10多年来一直此起彼伏，但在户籍制度没有打破，城市人满为患，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语境下，要想出台异地高考的合理方案，难上加难。

后来，我们只好搬了家，在城区为女儿找了一所基督徒办的主内幼儿园，这时，我们开始考虑要不要卖了远郊房子，在北京城区买一套房子，先让孩子上了小学初中再说？

北京四环五环我们是不敢问津了，动辄一平米七八万。所以只敢在北京人口最密集，价格也最便宜的五环外天通苑地带探探情况，没想到，五环外这两年也从两万涨到了三四万，随便一套两居室都近300万。我们卖远郊房子的钱还不抵买这里的首付，况且就连这样的城乡结合部地带，公立学校教育水平在北京也算末流，还不如家乡青岛城区某些重点学校。所以，买房意义真不大。

此外，早在几年前，父母就跟我提过很多次要不要回老家青岛。因为我是家中的独子，父母非常渴望看到儿子媳妇孙女都在身边，得享天伦之乐，所以，自从我女儿出生后这几年，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我们家隔壁小区租了简朴的房子，帮忙做做饭，带带女儿。但这样总不是长久之计，他们也经常怀念家乡的气候、朋友、熟人圈子。

不过，我的妻子一直不太愿跟我回去。因为她大学毕业来京后，几个哥哥都在北京，这些年委身的教会也在北京，所以她已经潜意识将北京当做第二故乡，如果回青岛，她害怕离开亲人，害怕失去熟悉的弟兄姊妹，害怕面对容易敏感微妙的婆媳关系。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回青岛，我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吗？众所周知，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和工作机会，而在青岛，工作机会相对少一些。

就这样，因为各种的顾虑，要不要离开北京的事情悬置了下来，但我们一直向主求问家庭前面的方向。

就在2016年下半年，妻子认识了一位从青岛来北京教会聚会的老弟兄，这位老弟兄非常敬虔和热心，在谈话中，妻子得知他的孩子曾经在青岛一家比较不错的国际学校念书，学校设立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完整体系，该校创办者和许多老师也是基督徒，学费也不算高。更奇妙的是，国际学校附近还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公立学校。这样，女儿的上学问题就不用发愁了。

与此同时，妻子也打听到青岛有很不错的教会，这开始让她转变思想，乐意返乡。此后，我们夫妻特意回了一趟青岛，去考察了当地的教会情况，也去考察了当地的学校情况，和很多弟兄姊妹及老师都有交流，倍感亲切友爱，最后便决定克服心中的恐惧，勇往直前迈出移居的一步。

当然，除了上述现实层面的考量以外，我希望回青岛，也有情感层面的考量，因为青岛还有很多我深深牵挂的亲人和朋友。

我是整个家族的第一位基督徒，每次回家乡，会从家人口中了解到家族里许多复杂坎坷的故事和纠葛，也日益意识到，我们家的亲戚们是多么需要福音，我也希望，可以借着自己身体力行的关怀，将福音传递给他们。

而这一年间，有几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是我姨父突然患肝癌去世了；一个是我最好哥们居然因为外遇离婚了，震惊与伤痛之余，更让我对亲朋好友萌生出更多的福音负担。我希望能慢慢带着他们去青岛本地的教会慕道。

姨父一生坎坷，他自幼失去母亲，父亲随国军远走台湾。他的婚姻十分不幸福，因为大姨文化很低，经常骂他打他，他自己涵养很高，乐观豁达，从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酷爱音乐，大学毕业后当上音乐老师，培养出很多学生，可以说是桃李满园，姨父非常疼爱我，我也对他敬重有加，不幸他70岁时候查出患直肠癌，我一直很想给他传福音，但身在异地只能托青岛教会的弟兄去探望，虽然身患癌症，还是坚持音乐教学，对自己的疾病也是乐观面对，对死亡不恐惧不震惊，这种超然，让我十分意外。也是这份喜乐，让他在癌症扩散的晚期，继续坚持了3年。他的学生是基督徒，带他生命最后的阶段做过认罪悔改的祷告，我怀念他，每当想起就很是难过………

自从父母得知我和妻子终于下定决心回青岛生活后，高兴坏了，也算了却他们的一桩晚年心愿。其实，作为计划生育的产物——城市80后独生子女一代，父母会将所有的情感期待都倾注在家中唯一的孩子身上，这有利有弊，反正，需要背负的原生家庭情感负荷不轻。我只是其中的一个普通缩影而已。

人生总是有得必有失。关键在于如何取舍。虽然这些年在北京一直是“二等公民”，为这个城市纳了很多税，却没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心里难免有失落感，但作为基督徒，知道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不能过于愤世嫉俗，心怀不平，而需要调整心态，积极规划，坦然面对。

可能明年我就要回青岛了，目前，我和妻子正考虑在寻求新的工作发展机会，也在努力学习新的技能，愿主带领我们家前面的方向。虽然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知道主掌管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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