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基督徒女医者的故事

作者：夏  雨

基督教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宗教，自古以来就是个星光灿烂的所在。外国的如历届美国总统，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总统就职宣誓，都要手持一本《圣经》；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画家如达芬奇，音乐家如贝多芬，文学家如莎士比亚等都是基督徒。中国人如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宋氏姐妹，林语堂，钱学森等都是基督徒。

在这里，我主要想讲讲基督徒中的几位女性，首先要讲的是南丁格尔和林巧稚。为什么要讲她们？因为在我看来，我们人类所有的行为，最能直接体现上帝的旨意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莫过于救死扶伤；而医生和护士，就是肩负救死扶伤使命的群体。也正因为如此，耶稣殉难的十字架，就成了全世界所有医疗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标志，它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而南丁格尔和林巧稚，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

先说南丁格尔，她是英国人，从1820年到1910年，享年90岁。她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护理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她出身于一个信仰基督的贵族家庭，本来可以终身享受荣华富贵。可她却从小就对老人、孩子、伤病员怀有一种深深地同情，并在冥冥之中得到过上帝要她帮助弱者的召唤。于是她经常去往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去为他们提供帮助。但却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认为这不是一个贵族应该做的事情。可她丝毫也不动摇，继续走自己的路，并终于率领一个几十人的团队，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战地救护工作。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士兵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二！但南丁格尔来到这里后，夜以继日地工作，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伤员。她不只是一般的救护，还给予了伤病员以极大的心灵抚慰。就像对待那些老人孩子和残疾人一样，很多伤病员都是在她温暖的怀抱中死去的。她还给每个阵亡者的家人写信，慰藉他们的心灵……。当有人说她的任务只限于医疗护理，她的回答是“我们不只是拯救每个伤病员的生命，还要拯救他们的灵魂！”正因为她无与伦比的爱和艰苦卓绝的工作，成千上万的伤病员重获新生，死亡率也奇迹般地降到了百分之二。

为了表彰南丁格尔的崇高精神和巨大贡献，英国政府和世界各国都给予她极高的荣誉。但她对这些都看得很淡，而对她创立的护理学和护士学校却极为认真。如对招收的学生，就规定是要有宗教信仰的，即必须是基督徒，她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福音。为了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她终身未婚，但她的名字和精神却传遍世界。为此，在她去世后的第二年，国际红十字会将她出生的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并以她的名字设立南丁格尔奖，每两年一次，表彰那些在这一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全世界千千万万的护理工作者，都为能得到这一崇高的荣誉而奋斗终生！

再说林巧稚，她是中国人，出生于厦门鼓浪屿，从1901年到1983年，享年82岁。她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当代中国的妇产医学，并亲手让数以万计的新生命来到人间，所以又被称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林巧稚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和南丁格尔一样，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当年在报考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时，她为抢救一名突发疾病的同学，错过了考试时间，却因这一优良的品质而被院方破格录取。可院方没想到的是，这位舍己救人的女学生，后来竟成了中国当代妇产医学的创始人。林巧稚不但具有极高的医学天赋和献身精神，而且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有种深深地悲悯之情，她常为自己救治的穷苦妇女垫付医疗费。即使在文革中被发落到湖南洞庭湖区那样艰难的处境里，她都救治了数以千计的农村妇女，她当年的那些善举至今都广为流传。

作为声名显赫的中国妇产医学第一人，林巧稚却有着一颗平常心。1949年的开国大典，她被邀请去天安门城楼观礼，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件极为荣耀的事，她却以有病人在等着她而谢绝了；当炙手可热的江青要她去中南海为其看病时，林巧稚的回答是“她为什么不能来医院？”当周恩来亲自要她加入共产党时，她的回答是“我是个基督徒，我只信仰上帝！”这需要怎样的品质和勇气。至于她对病人的无微不至，我还听一位曾在协和医学院读博的亲戚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那是听她的导师也就是当年林巧稚的学生说，林巧稚看到她写的病例中，没有记录病人呻吟、冒汗、抽搐等表现，就批评了她，这件事让她终生受益，也永生难忘！

和南丁格尔一样，为了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林巧稚也终身未婚。到了晚年，她说自己唯一的伴侣是床头的那部电话机，只要铃声响起，她就知道有病人需要她，就会马上赶往病房或手术室。即使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都还亲手接生了6个婴儿。有人统计过，林巧稚一生亲手接生的婴儿，在五万以上。她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人们都称她为“万婴之母”——她当之无愧！耶稣说：要爱神、爱人。爱神是一种信仰，爱人是一种情怀。从南丁格尔和林巧稚那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样的信仰和情怀。

说了两位知名度很高的女性基督徒，再说一位知名度虽然不是很高，却是我最熟悉，也是从事医务工作的女性基督徒。上世纪初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两所著名的医学院，即人们俗称的“北协和、南湘雅”，为我治疗眼疾二十多年的这位医生，就是目前仅存的三位老湘雅学子之一。她曾跟我说过，当年的湘雅医学院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从长沙到武汉到重庆到贵州，再回到长沙，历时数年，辗转数千公里，边教学边救死扶伤，很多老师、学生和医护人员都死在了路上，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说起那段艰苦卓绝的往事，老人至今都还忍不住潸然泪下……

这位从事眼科临床七十余年的老教授，至今仍保持着老湘雅人的风范。那年我在湘雅做眼科手术，她不顾自己八十多岁的高龄，拖着一条受伤的腿，硬是爬到五楼去看我。直到现在，每次见到她，她都要说“我没能把你的眼睛治好，真对不起！”其实她已经尽力了。几年前，她已九十高龄无法工作，一家眼科医院却仍将她的照片挂在大厅，她很生气，坚持一定要这家医院把照片拿下来。她说“我已不能上班了，不能再打我的牌子，不能误导病人”这辈子能遇见她这样的老湘雅、好医生，是我的幸运！

这几位上帝的女儿，带着上帝的使命，来到肉体创伤的人中间，救死扶伤，把上帝爱的信息传递了出去，她们效法基督的舍己，服侍一生，也抢救灵魂，她们都是上帝的好女儿，也是上帝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