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尔森给我们的启发丨临风

寇尔森演讲的热烈表情

今年4月21日，监狱事工创办人查尔斯·寇尔森（Chuck Colson，1931-2012）因脑溢血遽然辞世。他是20-21世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逝世让这个世界顿失一盏明灯。寇尔森的才华与能力或许还能找到，他的执着与驱策力或许也非独一，但是能够精力过人地完全投入，用基督的心肠照顾弱势，且在多个文化领域里发挥了时代性的影响力，当代无出其右。

寇尔森的家境并不好。他苦学出身，以第一名从高中毕业，他得到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可是因为不满意哈佛的贵族气息，他用拒绝哈佛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屑。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看出傲气。

1953年他从布朗大学毕业，加入海军陆战队。因为表现优异，不到两年内就升为上尉。后来他被调到华盛顿的海军总部上班。他利用夜间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法学院上课。就这样，他1959年拿到法学位，开始了成功的律师生涯，也开始参与政治。

他在1964年第二度结婚，妻子帕蒂·休斯（Patricia Hughes）是位忠心的伴侣，育有子女三人。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他被聘为总统特别助理。尼克松与寇尔森都是诡计多端，喜爱操纵，偏好谋划的人。因此寇尔森倍受器重，被称为尼克松的“刀斧手”。据传，他在内部邮件上曾经有句“豪语”：“为了尼克松，我可以从祖母的身上采过去。”不过，尼克松和季辛吉总是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为了维稳，为了国家。寇尔森虽然没有参与水门案，但是他在白宫所营造的气氛，让水门犯案成为可能。这就是权力不择手段的诱惑力。

1974年6月21日上法庭聆听宣判

1973年尼克松连任后离开白宫，寇尔森又回到律师事务所。为了联络老主顾，他有次去拜访雷神公司（Raytheon）的CEO汤姆·休斯（Tom Hughes）。休斯不久前在葛培理牧师的布道会上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在寒暄中，休斯主动提起自己的改变。这种不寻常的举动，让寇尔森非常不安。不仅如此，在征得寇尔森同意之后，休斯从茶几上拿起路易斯的《返璞归真》，翻开了“大罪”讲骄傲那一章，开口大声朗读。

寇尔森一直以为自己是条宅心善良的硬汉。在聆听时，他才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个自义的人。路易斯的话让他体会，一位充满骄傲和自我，又很能替自己开脱的人，总是从上往下地看待他人。这样的人当然看不见上面那超越的上帝。

念完了那章以后，休斯还为寇尔森祷告。从休斯家出来，他激动得无法开车，这位“硬汉”第一次看见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第一次不住地流泪，他感到极端地无助。在车上，他向上帝求告，愿意降服下来，把一生交托给上帝。终于，一颗焦急、受创的心得到了上帝的抚摸，他也第一次尝到心灵的平静。这种平静帮助他主动向法官认罪。是的，他因此走向监狱，但这是他人生再度的开始。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新约彼得前书3：18-19》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新约希伯来书2：11》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新约希伯来书3：3》

一个生活在权力中心的行家，遽然被投身牢狱，与罪犯为伍，按着丛林法则生活，那种对比是不可言宣的！服刑时，不幸父亲去世，老二又因拥有迷幻药被警察逮捕。这是他人生最幽暗的一段日子，纵然如此，他的新生命帮助他在狱里加倍地辛勤劳动，诚恳待人。他终于赢得了狱友的接纳，甚至在监狱里开始了一个查经小组，并在法律问题上协助狱友。

从监狱团契毕业，获得新生的前受刑人

有次读到希伯来书2章11节，他忽然领会，耶稣传道给监狱里的人，为的是解脱他们的枷锁，让他们得到心灵的自由，他并称他们为弟兄。他感觉，关心受刑人的幸福乃是上帝给自己的托付，他也要作他们的弟兄。这个认定，促使他出狱后成立监狱事工，35年来没有丝毫改变。

寇尔森凝聚了一批忠心，有能力的同工，从1976年开始，创立了好几个效果彰著的监狱事工。从美国的“监狱团契”到“国际监狱团契”，他们在150个国家和地区进入监狱，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帮助受刑人重新找到人生。在这个工作框架下，他们与众教会同工，开展了改革监狱的具体计划：

· “司法团契”（Justice Fellowship），用“恢复式司法”运动以补足“报应式司法”的不足。

· “天使树”（Angel Tree），给受刑人的孩子买圣诞礼物。

· “内在改变自由行动”（InnerChange Freedom Initiative），这是个自发式的行动计划，由基督徒来管理、教育受刑人，帮助受刑人尊重上帝的道德法则和他人的权益。从这种环境出狱的人再犯率大大降低，有些只有一般监狱的十分之一。

他培养、吸收了一批非常有能力、有天赋的干部，在监狱事工上与他同工。不过，寇尔森对自己、对他人的要求都很高，加上他那种喜欢掌控的天性，使得同工离开的也不少。今天，“监狱事工”相关事工的年度开支是四千万美元，在1300个监狱里面工作，而且受到美国国内7000个教会的协助，在司法上推动一个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成份。有人称他为这个世代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家。

寇尔森不仅是个行动家，他还是位多产作家。从《重生》开始，他前后写了不下30本书，一共销售了2500万本以上！他每天的“断点”（Breakpoint）广播节目有1200个电台转播，内容并且同步贴在网上。听众与读者每天至少有八百万人。此外，他还开展了“百夫长查经计划”以及“寇尔森世界观中心”等等活动。

2009年成立的“寇尔森世界观中心”

寇尔森的工作有个中心议题，那就是体现“世界观对人类的影响”。寇尔森的背景虽然是律师和政治，但是他深知“理念”对人类的重要性。他强调说：“理念（观念）极其重要，它会发生作用。”这些“理念”（idea）就是“世界观”背后的思想。他整个事工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基督教的世界观”。世界观之争是个大问题。从近年“巴拿研究所”的民调看出，并非上教堂的基督徒就一定会有“基督教的世界观”。往往，不是我拥有世界观，而是世界观拥有我，因为它已经完全内化了。

世界观的不同所带给人对世界人生的看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00年读到寇尔森的新书《世界观的故事》（How Now Shall We Live?）里面的一段故事。寇尔森是讲故事的高手，这个故事让我真正意识到世界观给人的影响。

1996年的时侯，寇尔森来到保加利亚。有一批受到寇尔森监狱事工影响的东正教徒回到保加利亚，修建了一所监狱的教堂和医院。他们邀请寇尔森来参加医院的开幕式。当时保加利亚还是处在马克思主义的体制之下。没想到司法部长也来参加盛会。这位司法部长是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对监狱事工为这所医院所提供的大量捐助诚挚地表示感谢。

寇尔森在致词时说，犯罪是个道德问题，监狱事工所协助修建的医院只能医治身体，我们还需要道德上的更新，教堂就是为医治心灵而准备的。这些话让这位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非常困惑，也非常不安。他邀请寇尔森第二天到自己办公室谈话。

一改往例，这位部长竟然是单独在会议室里接见这批访客。他坐在桌首，不断地抽着烟，用流利的英语开门见山地说：“寇尔森先生，你昨天说，犯罪是个道德的问题，那是什么意思？你是说，那是个社会学的问题吗？”

“不，犯罪是个人选择去做错事，所以是个人道德上的失败。”

部长很礼貌地表示反对：“在我看来，犯罪是社会与经济力量的后果，是个人对环境所作的回应。”

寇尔森也很客气地反驳：“道德层面的东西超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人是个道德的动物，他要做道德上的抉择。”

寇尔森了解，在马克思的唯物思想架构里，经济是一切力量的基础，文化、艺术、道德、宗教，这些都是上层建筑，用来反映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位部长无法了解寇尔森所说“个人做道德选择”的观点。

部长说：“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法，但却故意去做犯法。”他认为：“只有惧怕才可以吓阻人不去犯法。”

寇尔森接着说：“先生，不是的。如果惧怕可以拦阻人的话，那么就没有人会抽烟了。”这句话让部长有点紧张地挪动烟盒，两人相视一笑。寇尔森接着说：“只有爱可以改变人类的行为。我如果爱一个人，我会做出让他高兴的事。如果我爱上帝，我会做出讨他喜悦的事。只有爱可以让我们胜过有罪的自我中心。”

这些话不过让部长满面困惑。寇尔森开始意识到，他们两人的世界观之间有个巨大的鸿沟，这是薛华所谓“福音预工”的领域。在世界观问题没有理清之前，两个人无法对话，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他必须从部长的世界观开始作讨论。于是，他就从柏拉图开始，与部长对话、、、

这段描写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论理”并不简单，大家的“理”不一定相同。在不同“理”的情况下，去传福音的“理”是很难的。我开始认识到理清世界观的重要性，这是寇尔森给我的启发。

对“成长中的成年期”（Emerging Adult）特别有研究的盖博·里昂斯（Gabe Lyons）2007年访问寇尔森。寇尔森表示，现在许多人以为基督教就是“建立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样的想法太狭窄了。首先，他不喜欢一般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个词，他认为应当用“向耶稣基督降服”。第二，基督教的中心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世间一切的真实”。换句话说，基督教就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想系统和生活。

他认为，作基督徒不只是坐在礼拜堂里拍拍手，唱些心旷神怡的音乐，基督徒要走出教堂。他希望将来人给他的评价是：那位传扬“普遍恩典”和“文化使命”的人。他呼吁基督徒用基督教的世界观进入世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基督教不仅仅是要人得救，它也把公平正义带入社会。他认为这就是自己的遗产，他以作为今日的威廉·威尔伯福斯自许。我想，他真正做到了。

寇尔森是个过目不忘的好学者。因着助手麦克·克罗巴蒂（Michael Cromartie）的协助，他努力地学习，建立了深厚的神学基础。他的思想深受加尔文、爱德华兹、尼克拉斯·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斯普尔（R. C. Sproul）、卡尔·亨利、薛华、（教会史家）理查德·拉夫勒斯（Richard Lovelace）等众人的影响，扩展了他对福音主义的视野，让他心胸开阔，接纳不同的宗派，尤其是天主教。

有鉴于这几项基督教基本信念近年的争议，寇尔森与一批基督徒领袖在2009年共同发表了《曼哈坦宣言》，其目的是肯定基督教对“生命神圣”、“传统婚姻”和“宗教自由”的支持。这个宣言是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表态。

这个宣言自然也有其政治上的含意，因此不免让人猜测寇尔森在效法早年的薛华，参与了“宗教右派”的行列，特别因为他是位忠实的共和党支持者。依我看，这个观点并不正确。他的出发点还是世界观，不是政治。

几乎在发布《曼哈坦宣言》的同时，因为“寇尔森世界观中心”开幕，《纽约时报》访问他。寇尔森借此清楚表明他对宗教右派的看法。

“我们在80年代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把福音政治化了。作为一个好公民，我们应当参与政治，我们应当关心公平正义。但是，我们应当小心，不要与党派划等号。当时，我们以为只要选出好人，就可以挽救道德的恶化。那简直是胡扯！现在，人们逐渐发现那是个错误的想法。”

“今天许多人开始说，让我们回到教会，把教会照顾好就行了。这种想法也是错的。参与文化，包括政治，有更聪明的做法。除非我们把教会搞好，我们不能改善政治。我们今天在社会所看到的现状，就是说明教会失败了。”

对今天基督徒在党派间的切割，他表示非常懊恼：“太可怕了！（基督的信息）远比政治要伟大得多。耶稣如果生在今天，他会把这批站在党派立场高举基督教旗帜的人，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统统都看成是‘圣殿兑换银钱’的人。这些人总是不明白这个分野。”

“如果有选择的话（如果其它的考虑相等），我会投票给反对堕胎的人。但这不是要与党派划等号。民主党做了很多好事，我们应当给予支持。我是从保守份子的角度说话。”

换句话说，在政治上，他是针对议题，而不是针对党。在议题上作全盘考量。

一般基督徒有个强有力的说辞：我们要不计代价选出一位共和党员作总统。这样，他手选的大法官就可以改变那些有争议性的决定。寇尔森认为这是本末倒置，法律（包括对宪法的解释）反映社会道德的大环境。大法官不能改变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决定大法官的立场。他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改变那个道德大环境。

参加寇尔森纪念会的女儿艾梅莉（中）和妻子帕蒂（右）。

艾梅莉描写患孤独症的儿子Max的故事，由寇尔森写序。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心情已经恢复平静。

在水门案廿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的访问。寇尔森说了一句让访问者麦克·华勒斯大吃一惊的话：“我为水门案感谢上帝”。这不是一句戏言，牢狱整个改变了他的人生。在《人生观的故事》（2005）里面他讲到美好的人生。根据自己的经验，他认为追求美好的人生有四个看似互相矛盾的要点：

第一、生命本身就是件礼物。成功往往是从苦难和失败中得来。

第二、我们只有从失去“生命”（放下自我）中才能得到（美好的）生命。

第三、自由不是从遵照世界的期望或是实现自己最深刻的渴望中得到，自由是在顺从自己的召命（使命）中得到。

第四、我们必得深刻认识自我内在的邪恶，才能拥抱美好的人生。

在《人生观的故事》里，他写了这样一段感言：“我最近想到自己一生所有的成就，到底哪一样意义最重大？---当我临终的时候，哪些事最能给我安慰？有一段故事最能突出我的心情。”

他描述1993年获得“邓普顿宗教促进奖”的情形。这可能是宗教界被社会认可的最高荣誉，那年同时得奖的有葛培理牧师、德蕾莎修女和索尔仁尼琴！奖金是一百万美元。回来后，他把奖金全部捐出去了，奖牌也交给秘书去随意处置。

此时，他坐在办公室里，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封信，这是三年前在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山脚下，有间关政治犯的监狱里的受刑人写来的。这批被世界遗忘、抛弃的人告诉他，他们三千个囚犯分享着一本他寄来的《爱主你的上帝》那本书。他们每个人都读过了，而且，每个晚上，总有人在那里朗诵一段给15-20个犯人听。这本书成为他们黑暗中的希望。寇尔森三年前读到这封感人的信之后，在寒冷的冬天他特别去到西伯利亚去看望他们。那是一个让他永不能忘怀的相聚。

拿着这封信，他问自己，到底是邓普顿奖还是西伯利亚那三千囚犯对他更有意义？他说：“我连那个奖牌现在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把这封信放在我的公事包里。每当我极度疲倦、沮丧或是心灰意懒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重新读一遍。如果临终前还有时间反思的话，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

我虽不认为“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是基督教，耶稣传讲“天国”，那让我向往的是与基督同在。不过，天国的世界观（视野）确实是我们处世的准则。为了实行这个世界观，完成他的使命，寇尔森过了美好的一生。就像他的传记作者约拿单·艾肯（Jonathan Aitken）在2005年所写的，寇尔森虽不完美，但他是福音界一位重要的人物，在美国是“仅次于葛培理牧师的基督教领袖。”他领导福音界走出了窠臼，身体力行的从事“文化使命”。在这点上，他是我们的楷模。

由受刑人变为监狱牧师的丹尼·克罗斯（Danny Croce）在寇尔森纪念会上致词

寇尔森纪念会场，华盛顿国家大教堂，2012-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