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满脑子有一大堆的“为什么？”我关心的比较不是具体的物质世界，而是抽象的形上世界。 

小孩子大多很有兴趣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样？”他们会缠着爸爸、妈妈问：“车为什么会跑？”、“钟为什么会走？”、“种子怎么变成一朵花？”这一类问题。我的儿时玩伴就是这样，一天到晚都在玩车子、除草机、骷髅头。后来他们当中有的成为工程师，有的成为医生，有一个成为地质学家，一个成为物理学家。可是我对这些问题一点兴趣也没有。我知道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我的心就是不在这些问题上。

1、

战争与父亲 

我年轻时对两件事有极大的热情，也耗去我许多的精力。一是运动，一是追根究底地问“为什么？”我那时看不出二者有任何的关连，但现在回想便知这两者在我身上是怎么凑在一起的。 

我是二次大战时出生的。最早困扰我的问题是战争，我要知道为什么有战争。当时我四岁，那时在我心目中，战争是相当无聊的。我不懂为什么罗斯福和希特勒不坐下来解决他们的歧见，何必用坦克、炸弹、军舰呢？当然我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才这样想。二次大战对我个人而言，代表的是我父亲不在身边。

我两岁到六岁时，只在一张身着戎装的相片里看到我的父亲。他那时只是一个会写信给我们的父亲，他只是我母亲口中的父亲。母亲每天晚上用打字机写信给我父亲，每封信末了都让我随便打一些X和O。奇怪的是，我朋友们的父亲都没去战场。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在家，只有我爸爸不在家？” 

战争的问题终于结束，对我来说那是以欢喜收场的。那天我在芝加哥的街上玩球，忽然听到大家在敲锅打罐，高声尖叫。我看见他们彼此拥抱，行动怪异。我原本懊恼这些怪事干扰我们打球，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是那天就是1945年的二次大战胜利纪念日。

我原本体会不出他们的庆祝与我有什么关系，直到隔几天，我去到火车站；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军人，还有好多女人在哭。然后部队排列整齐走出来。一大堆穿着军服的人看起来都一样，不过我看到有一个人离我们经五十英尺，他一看到我和妈妈，就丢下帆布背包，跪下来张开双臂，露出闪亮的牙齿微笑。我脱开妈妈的手，用媲美金氏记录的速度跑过这五十英尺，一路闪过军人、背包，冲到父亲怀里。从那天起，战争和我就没关系了。 

2、

“我成了一个火爆浪子” 

然后是上学。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上学，那时我是怎么捱到学期结束的，到今天我还觉得是个谜。倒是记得我礼拜一刚上学就巴不得礼拜五赶快来。那时困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得一个星期五天上学，只有两天可以玩？我觉得这根本没道理。我爸爸更惨，他好像无时不刻不在工作。我不知道如果人得花那么多时间作他不喜欢的事，而只剩下那么少时间可以作他喜欢的事，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学校我是个好学生，但是我的心不在功课上，运动才是我的最爱；我觉得运动才有意思，运动给我带来感官上和心智上的快乐。我喜欢运动时那种快速反应的感觉，例如打橄榄球闪躲对方球员、打篮球篮下单手挑篮、打棒球先踩二垒垒包再传一垒双杀。我全身精力都耗在运动上。学校图书馆和镇上图书馆里关于运动的书，每本我都读过了。有关运动的大小事情我都了若指掌，我是运动方面的活字典。我的英雄人物是契普·希耳顿（Chip Hilton）。他凡事都顶呱呱，他是公平竞赛的典范，他是一等一的运动员。

练球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重担，我从来没有因为太累而想停止练球。我享受练球时的每一秒。练球有一个目的，为比赛，为赢球。比赛有起点、有目标、有终点。胜利是真实能到手的，输球我则压根儿没想过。当我们球队落后时，我从来不想“输了怎么办？”只想“怎么才能赢？”和伦巴帝（Vince Lombardi）一样，我“从来没有输过球，只是偶尔时间不够，来不及把比数扳回来罢了。”我的教练是我真实生活中的偶像，因为他总有办法指点一条赢球的路。在球场上我愿意为他们卖命，视此为理所当然。

可是有件事改变了这一切，也改变了我；这变化如此剧烈，直到今天余悸犹存。那是在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我妈妈走过来对我说：“孩子，你父亲得了重病，医生说没办法医了。你还是可以打点球，可是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了；你得找个兼差的工作。爸爸快死了，你得当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了。”

我听到这事，外表冷静像个英雄，内心却是愤怒。我不相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二次大战我们不是打赢了吗？打球时我们总是有办法在球场上赢球。为什么这件事我们束手无策？一定有办法的，医生一定搞错了。可是确实是没办法，医生没说错。爸爸不是一下子死掉，而是每天死一点。每天晚上我都得像消防队员拖火场的伤患一样，把爸爸衰弱的身体拖到餐桌上。 

我还是打了一阵子球，可是已经不一样了。那些人在我眼中都变成笨蛋。教练说：“史普罗，我要你拿好这个球，你到哪儿都要带着它。带着它吃饭，带着它睡觉；你要吃它、喝它、睡它。” 如果是两个礼拜前他对我讲这些话，我会很喜欢，但是现在我要高声对他说：“你这个白痴！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根本没意思吗？”

练球对我变成是一种折磨。运动和生命一样，只是反复作些无益的动作。契普·希耳顿是个神话，生命则是苦涩的笑话。裁判吹哨子判我犯规，我就把哨子塞到裁判嘴巴里。裁判判我出场，我就当他的面大摇大摆地走出去。我心中充满苦毒、挫折、困惑，没有一件事顺心如意。现在无路可赢了，我放弃了！ 

我父亲最后一次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把他扶起来，背他到床上，他已经没有知觉，二十小时之后他过世了。我没有流眼泪、没有一点情绪起伏。我好像橄榄球的四分卫，全程安排、指挥丧礼的进行。随着我父亲入土下葬，我的心也跟着沉下去了。

之后的那年我无止境的堕落（愤怒能使一个年轻人作很多事）。我成了一个标准的火爆浪子。初中时我凡事规规矩矩，第二名毕业，高中我用尽各种邪门歪道，毕业是第一百五十七名。

 3、

怨恨与苦毒化为悔改 

业余橄榄球员的身份使我申请到一所大学的奖学金，之后我有了极大的转变。有一天在校园里，我的生命整个被翻转过来了。有位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把我叫到一旁，向我讲耶稣。那家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在我心目中牧师都是娘娘腔，基督徒都是胆小鬼。

我不记得他对我说了什么，但我却有了一股冲动要读新约圣经，我发觉每一页都散发着真理，那是我第一次的读经经验，也是我属灵经验的一大革命。其实过去我一直知道有位上帝，但我恨他。在那个礼拜里，我的怨恨与苦毒化为悔改。结果我得到的是赦免与新生。 

我的信仰之旅，本来应该是从理性的探索来找到耶稣比较合适，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是后来才有一股动力驱使我对信仰作理性上的探索。有一整年的时间，我热切地读圣经，我觉得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信他才对。

我的教授大部分是怀疑论者，校园里没有什么宗教气氛。我很快就开始面对各种从理性角度反对基督教的说法，大概人想得到的反对的理由，我都碰到了。我很容易被人攻击，因为我过去的经历会让别人说我是因为情感上受过创伤，又在心理上需要一个“父亲”，所以才让耶稣乘虚而入，好让自己在绝望与苦毒中有了一线希望，所以才会信耶稣。 

我成为基督徒不久，就得认真面对这个问题：我信主是有客观的依据呢，还是只因为我主观的需要所致？我开始经验到奥古斯丁说的“信心寻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因此我转攻哲学作为我大学的主修。

读哲学历史，使我接触到世人殚精竭虑地要取代基督教的各种学说、理论，我也看见世俗世界观的破产。斯宾诺莎、康德、萨特等人的看法都甚有洞见，只是他们好像没有一个人能提出始终一贯的生命观和世界观。

这些哲学家不必等别人批判他们，他们彼此批判就够瞧了。休谟批判洛克、康德批判休谟、黑格尔批判康德，如此周而复始，从未间断。人类凭思索想出来的学理都得不到确定的结果。

不过哲学确实仍是很重要的批判工具，这对我的信仰历程很有帮助。我愈读哲学，就愈觉得基督教在理智上是可信服的。 

从通才到专才的成长道路 

大学毕业我就进了神学院。我天真地以为神学院是个护卫基督教信仰，用学术解释圣经的堡垒，结果发觉它是怀疑、不信者的阵营。那里弥漫着对正统基督教的否定，让我看到当代各种排斥正统基督教的批判理论，也让我看到各种从学术角度对圣经的批判。

这迫使我去面对圣经可靠性的问题。幸好我有两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是我受过正式的训练，可以用分析哲学的工具，点出那些反对者所用的哲学性假设。借着这些哲学工具我或多或少可以反过来批判那些批判者，我的理智比较不会被自由派学者所用的薄弱的哲学假设所吓到。

另一方面，我有幸在一位肯定古典基督教的教授门下受教。他是我们最严格的一位教授，对我们的学术要求也最高，他缜密的推理能力使我印象深刻，他的知识与分析能力在众教授中有如鹤立鸡群。 

神学院毕业后，我继续到欧洲攻读博士学位。这对我来说虽是很辛苦，却是很愉快。我几乎每样功课都得用外国语来写，这对我的悟性是新的操练。我是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就读，我的老师是G.C.Berkuwer。他让我接触所有近代的神学理论与圣经研究。欧洲的系统使我接触到一种治学方法，是把神学与圣经当成严谨的科学来研究。用荷兰文、德文、拉丁文研读原典也使我多了一个新的学术工具。

从欧洲回到美国，开始我的教书生涯。我在大学与神学院任教，教的科目很特别。我在一所大学几乎专教哲学，在另一所大学则教神学与圣经研究。我第一次在神学院教的课是哲学神学，把哲学与神学合并讨论。怪的是我也受邀教一门新约神学。在这讲究专才的时代，我却是被迫成为通才，在几个相关的不同领域里工作。 

最后，护教学成为我的专长。这门学问顾名思义是护卫基督教，提出悟性上的辩护，证实基督教的可信。一般而言，通才到最后都会走上专才这条路。 

我的训练不是在温室中培养的。我碰过各式各样的自由派学说。我是第一代的保守派——我是我经过一番探索后给自己的定位，不是上一代传给我的，也不是我受的训练使然。 

教书充满着挑战，这也成为淬炼我思考的好方式。我愈研究，愈教书，愈和不信者、批判者对话，就愈有把握基督教在理性上是完整而真实的。事实上我认为基督教博大精深，又能很精巧地表现出内部的一致性，我对此深深慑服，我对圣经威严的光辉心生敬畏，至于圣经所带来的能力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们若弃掉圣经，就是弃绝基督；弃绝基督就是弃绝生命。

我的信念和马丁路德一样：“圣灵不是怀疑论者，圣灵给我们的话语是明确的，比感觉、比生命本身更有把握，更确定。”

（摘自《教我如何不信他》，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