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3日下午1点多，一个名叫布鲁斯·莫礼逊(BruceMorrison)的美国人在中国武汉的基督教武昌堂被人杀害。噩耗传来，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惊。

 他选择了中国

  武昌堂的信徒们都认识布鲁斯·莫礼逊和他的一家，我们称呼温文尔雅的莫礼逊为莫老师或者老莫，莫师母华晓星（Valori）是一个贤淑娇美的女子，他们还有六个天使般可爱的女儿。每个礼拜天，莫老师必定带着全家人，风尘仆仆地从几十里外的湖北工学院乘车，赶到武昌堂来做礼拜，敬拜上帝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莫老师出生在传统的美国家庭，一生始终恪守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他遵守圣经教导，服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寻找失丧的人。

  最终，他选择了中国。

  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员、离异者、心理障碍者、精神障碍者和信仰失落者。这些失丧的人辗转来到教堂，希望在这里获得同情和慰藉，寻求关爱。

  身为学者和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基督徒，莫老师广泛地接触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类人员，特别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这些弱势群体的苦闷与艰难，常常引起他的同情与关爱。因此，在他身旁常聚集着一些失业工人、弱智者和即将踏入社会的彷徨的大学生。

他总是热切地给他们讲解耶稣的慈爱，讲一个基督徒如何过圣洁的信心生活。事实上，他们这个家庭本身就是对上帝慈爱、和平、公义的美好见证。

  在莫老师接触的这些弱势群体中，也蕴藏着很多危险。其中有些人因对人生极度绝望，可能产生心理障碍或精神障碍，对人、对社会有极端的想法和行为。他们或仇视社会、或憎恶人群、或有暴力倾向、或偏执狂躁，在莫老师的周围，始终存在这些不安全因素。

2月3日他的遇害就印证了这一点，凶手是一个典型的妄想狂和心理障碍患者。

摆上生命祭坛

  莫老师常常应邀在教会做见证，应邀在青年团契做辅导，在业余时间为神学院的师生开设英语课。作为一名现代宣教士，他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尽管周围潜伏着各种各样料想不到的危机，但他却义无返顾，他深知自己的生命祭坛摆在何处。

  3月3日，是莫老师遇害一个月的日子，他的妻子、父母带着孩子去墓地与莫老师告别，过几天她们将回美国。

  我匆匆赶到城市公共墓地，找到墓园中的宗教园，远远就看见一群人围着墓碑，那是莫师母一家和一些弟兄姊妹。师母告诉殷师傅，老莫生前的一些衣物，大家如果觉得合适尽管去拿，她只留其中一套做纪念，因为那是老莫结婚时穿的一套礼服。

  我留意到，平时穿着简朴的殷师傅今天穿了一套笔挺的西装，那正是莫老师的衣服。师母笑着说：“老莫的一副眼镜给了眼科吴医生，我对她说了，谁适合戴就给谁。”

  这让我想起莫老师与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一次，他给我一大包衣服，请我代为分发给穷苦的神学生以及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的衣服几乎全是新的，而他自己和孩子们的穿戴却非常简朴，他从来不允许他的孩子们喝白开水以外的饮料。他是一个对自己苛刻节俭，对别人却不吝付出的人。

  还有一次，在教堂外的操场上，一个比他的女儿凯馨大一点的中国男孩，粗暴地将凯馨推倒，孩子哭了，远处正与信徒交谈的莫老师冲过去，紧紧抱着哭泣的女儿，闭上眼睛喃喃地祷告，对那个小男孩却没有任何的怨怒和责备。

  每当他们夫妻带着孩子们外出，在街市上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时常引来人们的好奇和围观。经常有人会贸然提一些无礼的问题。有一次，我问莫老师，这些提问会不会让他很烦？他淡淡地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尽量避开一点就行了。”

她们并不恨他

  莫老师去了，他追随耶稣基督去了，追随历代圣徒——马礼逊、杨格非、戴德生以及1900年的殉道士们去了。

  师母华晓星对加诸于她和孩子们身上的噩耗，表现得极为平静。在停放莫老师遗体的医院里，她对孩子们说：“爸爸到主耶稣那里去了，爸爸在主耶稣的怀抱里睡着了。”面对周围失声痛哭的弟兄姊妹，莫师母温柔地对他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4）

  她询问凶手家里的电话，她想告诉凶手，她们并不恨他，她们全家人都饶恕他，并会为他祷告，送圣经给他。

  3月4日，莫师母和孩子们来教堂参加了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个主日。礼拜结束后，她们被信徒们簇拥着。莫师母一一谢过大家，不厌其烦地回答弟兄姊妹的询问和关怀。临别时，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挤上来，愤愤不平地对她说：“那个凶手，就是枪毙他两次都不过分！”

  师母急忙拦阻说：“不，我们完全饶恕了他，在上帝眼里，他和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身上的恶没有彰显出来而已。”

我想，只有内心充满基督之爱的人，他们的心胸才会如此宽广，才会有真正的宽恕！

有意义的合影

  3月10日晚，弟兄姊妹们赶到武昌火车站为莫师母一家送行。在候车大厅，有人指给我看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他们就是杀害莫老师的凶手的父母。

  看着他们，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痛恨这对夫妇的儿子，是他夺走了莫老师无辜的生命；另一方面，我又分明看见这对老人内心的伤痛，它们明明白白地写在他们的脸上。

  在送别的人群中，这对老人的内心是破碎的，除了师母华晓星外，没有人愿意理睬他们。莫师母从行李中拿出一只纸袋，里面装有圣经和几盘磁带，送给他们，那对夫妇默默地接受了。

  离火车到站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人提议拍几张合影，师母把莫老师的相机递给我，然后，她与父母、孩子们分坐在长条沙发上，紧挨着凶手的父母。那一瞬间，我惊呆了，随即拍下了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这张照片表明了基督的饶恕与慈爱，也象征着人类与生俱来的仇恨、诡诈在基督的大爱里化为乌有。当满世界都充斥着暴力、争斗、憎恨与怀疑时，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不正是基督大爱的真实见证吗？两个本该充满仇恨的家庭，两个文化背景迥异的民族，重新携手，归于主的爱中。

  事后，我曾向师母提起，相信有许多人希望看到这张照片，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但她告诉我，没有征得那对老者的同意，恐怕不方便。是的，虽然他们是凶手的父母，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和历代的宣教士一样，这些上帝的使者，在误解、敌视、困苦和牺牲中，前仆后继地来到这块福音荒芜之地，将自己作为献祭的羔羊，献身给中华大地。他们悄然离开一个舒适、自由的国度，又在一个对他们充满误解、敌视的国家里默默地死去，是什么让他们如此选择？

  我想起莫师母劝勉众人的那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4）就像历世历代为主道献身的众多宣教士一样，我们的莫老师就是一粒麦子，他的离去，必会给这块土地带来更多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