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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齐宏伟

并不好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读他的书，称“血缘本能马上涌了上来——我欣喜若狂”；高尔基称只有莎士比亚能与他媲美；梅列日科夫斯基称他为“文学英雄”；别尔嘉耶夫称他为“精神之父”。

博尔赫斯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如发现大海，发现爱情，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苏珊·桑塔格说：“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着爱文学。”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好懂。我们很多时候也许不过是用自己的想法来打扮他，而对他的误解已经够多了。

所有这些误解中，最可怕的一种误解是说他是“残酷的天才”、“有毒的天才”和“邪恶的天才”，说他病态和颓废，原因就是他不认同革命，还鼓吹宗教和忍从——如果这些话不是映射他的癫痫病的话。

没有比给他贴一个东正教作家的标签更省事的了，因为这方面的材料多多；但也没有比仅仅以这样的标签来打发他更粗暴的了。

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我可以完成这最后一本小说，将会高兴地死去，因为我已经彻底地表达了自己。”

其实，没有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喜欢提到自己的了。

这跟列夫·托尔斯泰正相反。

那么，他在小说中要表达自己的什么呢？

早在18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就抱怨说当今的文学没有一个总的见解，总的信念。1870年，他又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说当时的文学界“没有一个真正理解的，坚定的思想，哪怕只有一个，甚至是错误的也好！”他在为自己的小说《白痴》辩护时说：“我维护的不是长篇小说，而是我的思想。”

所以，在这本小说遗嘱——《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出的恰恰是他自己可以为之牺牲的思想。一个人有了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并以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人间最高幸福。

一说起表达思想，我们总急于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揭露了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等陈词滥调。

之所以说这是陈词滥调，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没有包医百病的社会药方，他也从来都是积极批判各种想给时代总的解决和出路的所谓时代思想和时代精神之类的东西。他所关心的，是每一个个人，怎么才能在一个充满混乱和罪恶的世界和时代中活下去，不是苟活，而是有尊严、有价值、幸福而高贵地活着。

他写了形形色色的不幸，是在提醒我们如何避免不幸。他写了各种各样的黑暗，是在提醒我们如何接近光明。他写了各种各样的残酷，是带着何等柔情。

魔鬼与上帝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关于人怎样活着并获得幸福，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总的来说，19世纪是理性、科学、革命、进化等各种欧陆思潮兴盛的年代。大开国门的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大地就带着复杂心情迎接欧陆思潮的洗礼。

总的来说，在知识阶层当中，欧陆理性和革命思潮开始越来越占上风，从恰达耶夫到别林斯基，从普希金到屠格涅夫，骨子里都是欧陆思潮的热烈接受者和鼓吹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一开始也是欧陆理性和革命思想的拥抱者。但经过了死刑考验和十年监禁，他终于醒悟过来。他发现了时代精神和欧陆思潮的根本问题之所在。

他对其症结的发现有一些阶段性发展。起初，他发现了在理性之外人有着理性无法框限的欲望和意志，这些欲望和意志，甚至有可能是自毁性的。这以《地下室手记》为代表。舍斯托夫称之为“悲剧的哲学”。

其次，他发现了革命者把人看成了虱子，他们不尊重生命。他们以理性来杀人。这些超人其实是一群魔鬼的化身。这方面以《群魔》和《罪与罚》为代表。

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完整地向我们展示出欧陆思潮的根本症结所在：他们是无神论者。这批人不相信上帝。而假如没有了上帝，人什么都可以做。对于他们来说，上帝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才什么都可以做，但他们却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他们许诺要在人间消灭苦难，实现天堂。但人们却一再在地狱的现实中醒来。

“魔鬼与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下这样的句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弑父事件来说明上面所提欧陆理性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危害。在他看来，以思想杀人比用器械杀人可怕多了。

表面看来，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费多尔。但推动他行动的，却是伊凡的思想。伊凡告诉他没有上帝，天堂地狱都是统治阶级编出来骗人的谎言。那么斯麦尔佳科夫还害怕什么呢？的确，有法律，但假如没一个人发现，而他又伪装得极其巧妙，法律又有什么用？佐西马长老说：“他们有科学，但是科学里所有的仅只是感官所及的东西。至于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们却竟带着胜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弃、赶走了。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别是在最近时代，但是在他们的自由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只有奴役和自杀。”

这种思想指导下发生这么骇人听闻的弑父事件也就不奇怪了。这起事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首先不在于其社会影响，甚至不是其道德影响，而是其心灵影响。

最后，斯麦尔佳科夫自杀，伊凡发疯，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从反面证明了“上帝已死”论者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破产。

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预言了尼采的发疯，这是有道理的。那些杀死了上帝的人们，让他们的心灵活在了地狱中，从而证明了人不能没有上帝，哪怕恶人也不能没有上帝。因为人心不是石心。人们需要忏悔和赎罪。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写到佐西马长老讲的那个杀人凶手说出秘密的故事，也写到了德米特里最终选择承担痛苦，因为他内心深处有过弑父的仇恨。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而通过伊凡讲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进一步告诉我们，真正想要杀死上帝的是罗马天主教，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

我们人性的秘密就是宁可要面包而不要自由，宁可要神迹而不要神，宁可要权力而不要真理。总之，人性是宁可要快乐，而不要真理中的自由。当自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痛苦时，我们马上就放弃自由。当思想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孜孜不倦地求索而不要速成的教条答案时，我们马上就放弃思考。

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吗？

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于批判欧陆思潮，而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幽暗人性。人是一个秘密，我们每个人自己也都是一个秘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认识自己。

自由、幸福和高贵的秘密

这还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他的伟大和深刻还在于，通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给我们以深刻、优美的展示，向我们展示自由、幸福和高贵的秘密。

这就是他所发现的俄罗斯修士精神。一说到东正教的修院和修士，很多人太快地嗤之以鼻或大大不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真正的修士精神，其实是一种真正诗意和高贵的生活方式，那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生活，而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怎么？难道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离群索居去苦修吗？不！佐西马长老恰恰是命令阿辽沙从修院还俗，进入世间。那么，阿辽沙从佐西马长老这里学到了什么呢？佐西马长老的尸体最终还是发臭了，所以，阿辽沙学到的并不是神迹，也不是圣人崇拜。

他学到的是上帝存在，而上帝的存在不依赖任何外在现象，却处处在各种外在现象中显出来。大地的青草和露珠、春天的嫩杨树叶、璀璨的星空等，都显明了一位充满智慧和爱心的上帝对人类的恩情馈赠。当我们以感恩和感激的心接受时，生命就是天堂。当我们拒绝时，世界就是地狱。

而更重要的，则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不能以外部关系和各种生活条件来衡量。心灵的幸福或不幸福，并不依赖物质生活的改善与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是靠与神秘的世界有联系的感觉活着。”而那个“神秘的世界”其实就是上帝本身。心灵如果违反了上帝颁布给良心的爱心和良善法则，就把自己拉入了地狱。所以，佐西马长老讲的那个神秘的访客的故事在整个小说中绝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

哪怕带来最可怕的痛苦和灾难，也要坦白内心罪行，好让心灵得到解脱。这不是宗教仪式上的忏悔和修行，而是心灵最内在的规律。这是上帝对人类心灵的抚慰之道。违背者一定会自讨苦吃。

这样，从爱上帝这样的原则出发，就必然带来对人类的深厚无边的同情和爱。因为上帝带着爱创造了人类，他也命令人类要像兄弟般相爱。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安排阿辽沙还俗，带着大爱进入世间，流着眼泪亲吻大地，藏着羞怯抚慰心灵。他在各种人物之间的周旋，实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巧布局和高明设置。

然而，阿辽沙遇到了二哥伊凡这位欧陆思潮代表者的咄咄逼人的进攻。伊凡带着诗人的激情和哲人的雄辩，讲了“宗教大法官”的故事，简直震动了全世界。这的确是所有无神论者所能写出的最精彩之诗，难怪常有人说伊凡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化身，而阿辽沙其实是苍白而孱弱的。这实在违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意。

这一节小故事应该和上一节“叛逆”连起来读。因为篇幅原因，我无法把这两节都完整地节选出来，敬请读者别偷懒，自己去读。

在上一节中，伊凡借着苦难来质问上帝的沉默，在这令人困惑的沉默中岂不有着某种欺骗的成分吗？伊凡说得多好——“只要还有时间，我就要抓紧保卫自己，所以我决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我不愿有和谐，为了对于人类的爱而不愿……和谐被估价得太高了，我出不起这样多的钱来购买入场券。所以我赶紧把入场券退还。”

针对伊凡说世界是建立在荒谬的根基上这样的说法，阿辽沙反驳说世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流血牺牲的十字架之上，上帝并没有对苦难沉默，而是借着十字架做出了回答。阿辽沙之所以显得无力招架，其实恰恰说明了信仰不是解释苦难，而是承载苦难。

接下来，伊凡才提到耶稣拒绝诱惑的故事。“叛逆”这一节，伊凡以苦难质问上帝，第五节“宗教大法官”伊凡讲了“宗教大法官”故事，阿辽沙一眼就看穿了伊凡的故事是对耶稣的赞美，看穿了那个宗教大法官是个无神论者，人通过杀死上帝好以功利和强权来奴役人，反过来，上帝就以苦难来试炼人使人因真理得自由。

这两章要合起来读，才能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彩解答，美国学者苏珊·李·安德森在马寅卯所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说：“为了自由意志，作为结果被引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苦难，都是值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我们会同意阿辽沙所说的伊凡的故事‘是在赞扬耶稣’，尽管耶稣什么也没说。我们不想被剥夺自由，即使是为了幸福。”

也就是说，阿辽沙对上帝的信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苦难问题：上帝既是全能的，又是仁慈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苦难？伊凡由此推论出没有上帝的结论，但阿辽沙却坚持说上帝容许苦难存在有其更高理由，而这一理由正在于宗教大法官的声明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反面证明，假如没有苦难作为考验，人类的信仰不过是在利用上帝而不是信仰上帝。试想，我一有苦难，祷告上帝，上帝就给我快乐而不是苦难，这样一来，我还是在信仰上帝吗？我只不过在利用上帝好使自己快乐罢了。所以，为了真自由和真信仰，苦难的考验是必须的。

这在《圣经》中被称之为背十字架，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精彩的小说故事来诠释这个古老的《圣经》真理，证明宗教真理不只是属于宗教，而是属于全人类，属于全部渴望获得幸福和自由的心灵。

这并不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有关，也并不只和《圣经》及基督教徒有关，而是和所有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人们有关。

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揭露了人性逐利和求乐的倾向，但他又雄辩地证明了人对道德、价值、尊严、自由的需要，这种根本性需要若要得到满足，必须回到对超验上帝的信仰。只有这样，人才能不被低俗欲望、卑劣情操和时代思潮玩弄。人不把上帝当上帝，就会把上帝之外的任何东西，甚至一只乌鸦或一块石头、一棵树当上帝。上帝要足够高远，我们的自由才能得到足够空间而不被窒息。

但别尔嘉耶夫认为：宗教大法官否定人类精神自由的本性，妄图以巴别塔式的极权代替个人，以爱人代替爱上帝;他努力把奴役写进人的本性深处，他接受了魔鬼的诱惑，而出卖了自身灵魂;在他眼中，人最需要的是物质，而不是精神。

人间处处有宗教大法官，人人都可能是宗教大法官。所以，追求自由的道路任重道远。

《浪潮》与自由

近来，我和几位朋友一同看了德国电影《浪潮》——一部关于奴役与自由的好片子。

这是第二遍看。看完了还是惊叹。影片的力量其实是在人性深度和对自由的探讨上。人，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复杂。那些自诩为了解了全部人性奥秘的人是荒唐可笑的。而把人看成逐物活物的学说，实在是肤浅到要命。

人本质上不会因为物质、性等就得到彻底满足。人必须追求价值、意义。很多人只是把这部电影看成是探讨极权和纳粹的产生机制，那是看错了。这只是电影的借题而已。电影真正出色之处是在告诉我们，人天然地需要去崇拜，去摆脱自我中心，摆脱低俗的欲望，就像片中说的，去摆脱无聊。

电影中的老师莱纳·文格尔读学生交的作业：“我想要的我应该都有了，衣服、零花钱，诸如此类，但我却时常感到无聊。这几天的经历很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这并只是一份作业，其实也有内心真诚追求的成分。但遗憾的是，这种渴望并没有被引导到上帝那里，而是引导到一种被神化了的组织和领袖那里。

但影片的肤浅，却告诉我们回到个性，回到“我喜欢”，回到自发的欲望就有了指望，电影甚至说纪律是恶魔的工具。这实在是不知所云了。仅仅不喜欢穿制服就彻底觉醒，仅仅一个耳光就幡然明白？那又回到哪里？回到随便上床，回到无聊欲望，回到散漫无序，回到平庸凡俗？回到吞噬了自由的任性？回到自我中心？这就把电影辛辛苦苦建立的深度给拆解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是看到这部影片的话，一开始会点点头，但随即会大大摇头。而幸福和自由，恰恰不能作为目的来追求，它们必须是信仰和真理的副产品，否则，我们很可能为了幸福而牺牲信仰，为了自由而牺牲真理，结果幸福就变为心灵深处的不幸，而追求自由最终却沦为备受奴役。这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对了。

我们用了整整20世纪这100年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么有先见之明：人不是虱子；人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堂；而人又是多么愿意出卖自由，接受奴役！

（本文摘编自《丰盛的筵席——20部信仰文学经典新读》一书，齐宏伟著，因信传承策划，团结出版社，2015年10月，大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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