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列宁来说，1918年3月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对德单独媾和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内产生严重分歧。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签订这一和约，搞得列宁处于极端少数派的地位。

为此，列宁以提出辞职的方法来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对于列宁的辞职，斯大林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辞职是否意味着退出党？”列宁对此提问很是生气，毫不退让地回答：“退出中央委员会并不意味着退出党！”列宁的意思很清楚：即使我退出中央委员会了，我也要让对德单独媾和的条约得以通过。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列宁获胜，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立即缔结对德和约的决议。这个决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德大量赔款、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德国以及将苏维埃军队从西部边界大规模后撤。

这一和约的根本目的就是以土地割让和金钱收买来换取苏维埃政权的喘息机会。尽管如此，苏维埃俄国西部边境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苏维埃政权，或者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否能继续掌权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为了保障布尔什维克中央机构的绝对安全，人民委员会3月26日通过紧急决议：将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往远离边境线的莫斯科。

在随后举行的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列宁在所作的报告中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俄共（布）），二是特别强调了“暴力”问题：暴力将是苏维埃政权的一个特征，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

人民委员会这份决议所要查封的是“资产阶级报纸”，但是决议并没有指明什么才是“资产阶级报纸”。所以，随着这份决议的付诸实施，除了苏维埃政府的报纸外，所有的党派、私人出版的报纸都遭到了“关闭”之运。

人民委员会的这份决议言辞不多，但却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处理“黄色的和绿色的”报纸问题上的一个关键性措施：不再有“黄色”“绿色”和非犯罪非违规报纸之分，一切非政府机构的报纸、非布尔什维克报纸都被列入资产阶级报纸之属。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资产阶级报刊就很多，而在乌克兰这样的报纸要比这两个首都的还要多得多。面对这样的舆论，布尔什维克真是难以招架，而政府的报纸又没有足够的发行量去与这些资产阶级报纸针锋相对地较量。

此外，政府刚迁到莫斯科，一切都在混乱与动荡之中。到了5月上旬，乌克兰报纸的报道和评论恰如洪水猛兽般从第聂伯河向莫斯科汹涌而来。面对这样的局势，布尔什维克所能作出的唯一决策就是如同列宁所说的——“暴力”。

1918年5月11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乌克兰报纸的问题。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上这样写：“听取了关于资产阶级报纸以及其它报纸上刊登与乌克兰事件有关的荒谬和虚假谣言的问题（阿瓦涅索夫同志的报告）”。

会议对此的决议是：“鉴于在莫斯科的许多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的虚假的和没有任何根据的报道，鉴于所有这些虚假谣言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居民中散布恐慌和煽动公民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最后，鉴于类似荒谬的报道在其它城市中正在强化反革命行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议，立即，直至出版革命法庭审理此问题时，查封所有的刊载虚假谣言和荒谬报道的报纸。

进行处罚，罚款25，000--50，000卢布并将报纸的编辑送交革命法庭。责成肃反非常委员会紧急执行本决议。本决议通报至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和出版革命法庭。”

这份决议有两点是在《出版法令》和《出版革命法庭法令》中没有的，一点是，被查封的报纸的编辑和出版人不再区分犯罪不犯罪、违规不违规，一律送交革命法庭处理；第二点是，这份决议的执行不是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而是交由肃反委员会来办理。

这和莫斯科3月18日的查封资产阶级报纸决议中所提出的“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与莫斯科苏维埃和捷尔任斯基同志接触”是同一个指导思想。

肃反委员会从它一成立起就是以“暴力”来解决怠工、投机倒把和反革命行动，现在人民委员会呼吁肃反委员会来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解决报纸出版和查禁异端思想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寄希望于暴力能够解决报纸自由出版这个棘手问题。

从这份决议起，肃反委员会内就有了一支专门负责出版事务的机构和一大群拥有特权、又善于暴力解决问题的人民委员。

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对报纸的查封是由肃反委员会会同革命法庭一起办理的，而实际上肃反委员会是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战车，一经发动就很难停下来，于是，对所有资产阶级报纸的查封就成了多渠道、多手段、多领导的行动，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要管，革命法庭要管，肃反委员会更不会放手。

5月11日，出版事务人民委员波德沃伊斯基发表通告，表明了他的部门仍是处理出版事务的主管部门。而在这份通过中，波德沃伊斯基也揭示出了被查封报纸虚假的和耸人听闻的报道的核心内容，全文如下：

在今年5月9日的《祖国报》《土地和自由报》和《人民言论报》上刊载了一系列虚假的、耸人听闻的、其目的是在居民中引起慌乱与不安的报道。

例如，报道说，德国政府已经向俄国最后通牒，要求解除位于俄国土地上的拉脱维亚军事部队的武装以及逮捕法国和英国的队伍；报道还说，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库尔斯克、谢苗诺夫的土匪军队已经占领了整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苏维埃政府已经从莫斯科撤离等等。

对于这种关闭和罚款，5月11日，《俄国的自由报》这样评说：“莫斯科的报刊再次经受苦难的日子。严厉的、极重的惩罚再次降临到它们的身上。4家报纸被行政命令所查封，第5家被罚款5万卢布，另有几家报纸被送上了革命法庭，而所有其他的报纸都收到了可怕的警告……唉！

在罗斯这已经不是昨天才有的惯例了，它所经历的暴风和阴霾首先总是与对报纸的打击紧密相连。政府在更迭，管理体制在变更，但是我们这里对报纸的态度按照命运的怪圈却是亘古不变。

说句老生常谈的话，用查封报纸、罚款和其它的手段来对付报纸，已经不能来解决任何的政治冲突，已经不可能来平息任何的社会动荡，当局的这些措施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却总是危险的，通常还是有害的。”

这样的查封报纸不仅在莫斯科，在彼得格勒同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5月14日，《俄国曙光报》报道，5月13日下午1-3时，出版人民委员巡查了彼得格勒所有的晚报编辑部。

他们持有查封报纸的证件，查封的理由是：所有的晚报都刊载了搅乱民心的虚假谣言，并将编辑们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只有《新消息报》和发行量不大的《晚间灯火报》免此一劫。所以，“从今天起，彼得格勒除了苏维埃的报纸，所有的报纸都没有了”。

高尔基仍然不肯沉默。5月14日，他在《新生活报》上再次撰文抨击这种查封：“苏维埃政府又扼杀了几份敌视它的报纸。

说来无益，与敌人作斗争的这种手段是不正派的，提醒也无用，在帝制时代正派人都一致认为查封报纸是下流的事；无用，是因为正派和不正派的概念显然不在政府的权力和利益之列，而这个政府极不明智地相信，它能够在旧基础、在专横和暴力之上创建新的国家机构。

人民委员先生们抡起胳膊打击，不去分辨谁只是他们极不理智行为的敌人，谁总的说来是革命原则上的敌人。他们在对前者施加强力时，也在削弱革命民主的声音、正派和真相的声音；他们在堵塞后者的嘴时，也就在敌人中间制造苦难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