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乾隆盛世欣欣向荣之下,却是满目疮痍
2021-09-17 7333阅读
作者: 佚名
|来源: 全球善商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乾隆时代是一个传奇的时代。尽管有些小瑕疵,但乾隆皇帝肯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会去掉“之一”二字。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又有人称其为“千古第一完人”,且不论这些称谓是真是假,乾隆皇帝确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做得相当出彩。就在他以为自己已经为子孙后代打下万世不易的江山时,却彻彻底底地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仅仅五十年后,这个大帝国就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得一败涂地。因此,这个盛世之下,隐藏的是危机的种子。张宏杰的这本《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就将带我们重新走进那个时代,重新思考盛世,重新思考盛世背后的辉煌和痛苦。本书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它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乾隆时代,并且将可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传统观念上,乾隆时代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之下,积聚力量而产生的集大成的盛世。尽管在这个盛世的末期有点儿瑕疵,却不能掩盖它的光芒。但张宏杰先生却发现了乾隆盛世繁荣表面之下的深沉危机,他提到了文字狱问题,提到了贪腐问题,并且对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奸臣和珅作出了新认识。这不是一种翻案,而是对思想的解放,能让我们从近代化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古代的“盛世”。他曾经为大型历史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撰稿,也曾写过生动的少数民族著作。他主要关注的是历史、文化和国民性,创作了大量历史文化散文。张宏杰的作品经常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方式,把小说、报告文学、历史记述结合在一起,而在深厚的语言功底之下,是他浓重的历史情怀。就像莫言评价张宏杰的那样:“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01 乾隆皇帝是如何来治理国家,
并让它成为盛世的?
乾隆皇帝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登上帝位是在25岁。他的父亲雍正皇帝是在夜里忽然死去的。得到这一消息的乾隆非常吃惊,哭得死去活来,其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孝子的要求。目前,交到年轻的新皇帝手里的帝国,是一个充斥矛盾、压迫、猜疑的帝国。先君雍正刻薄、刚猛、严厉,被官员们称作“抄家皇帝”。并且雍正又迷信严刑峻法,因此也得罪了老百姓。乾隆上任的第一步,就是立刻转变执政方针,过度的偏执和严厉,有时只会收到反效果。中国有句老话,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任,都会撵走一批老臣,启用一批新人,来推行自己的执政方针。乾隆没有这么干。他保留了先皇的旧臣,对他们尊敬有加。雍正死的时候,监狱里还关着一大批官员,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予以豁免。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2100多名,这几乎是天下臣僚的十分之一。官僚阶层顿时对新皇帝充满了好感。乾隆皇帝又把自己宽仁的春风吹向老百姓,他凡事都以宽大为政,停掉了很多苛捐杂税,重视农业,提供福利政策。百姓们欢声如雷,认为自己能遇上乾隆这样仁慈善良的君主,可真是太好了。不过,全天下将很快感受到乾隆的绞索,在初步取得人心之后,他马上就要开启他的集权统治模式了。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每个高级官僚都是人精。单个的官僚可能不是皇帝的对手,但是如果这些人结成官僚集团,形势就立刻转变了。如果没有利益可捞,官僚们总是趋于被动应付。而如果有利益可捞,他们则通常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暗中捞取好处,占皇帝的便宜。这样,治理成本的大量上升,就会导致官逼民反的必然结局。乾隆皇帝虽然年轻,但他很明白这一点。皇帝建立官僚集团本来是打算用它来辅助统治,天下是皇帝的天下,乾隆决不允许有人和他分这块蛋糕。乾隆四年,工部和内务府打算修理宫内的灯笼。他们本来想随便糊弄皇帝一下,多报点儿银两,以为这么小的事情皇帝不会记住。可偏偏乾隆记忆力惊人,他识破了其中的把戏。整个工部都被降罪,从工部最大的官尚书,到下面的堂官,全给了惩罚。之后,乾隆又故意露了几手,因为很小的事情惩罚了臣下。他想让臣下明白,任何诡计都逃不出皇帝的法眼。很快,官员们害怕了,甚至有人发出了“皇帝的问题不是不聪明,而是太聪明”的感叹。当然,这样政治不正确的感叹,乾隆皇帝肯定是听不到的,否则说话的人早该挨罚了。因为,那是一个大规模建设精神文明的时代。说是建设精神文明,其实就是皇帝要搞文治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本质上是建立在儒家观念中的文人政治,是由一群学者型官员来管理国家,并且向全国老百姓潜移默化地灌输道德理念,这样,老百姓自己就会明白该怎么做,帝王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乾隆皇帝九岁学书,十九学画,一生留下了四万多首诗歌,尽管大多数诗的格调并不太高,但无可否认皇帝本人的深厚学问功底。
皇帝深谙文治之道,他打算用文治营造一套盛世的图景,让被勒紧脖子的臣下和百姓不至于太过难受,至少还可以画饼充饥。文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是非常有好处的。乾隆首先从意识形态下手,把忠君之类的观点灌输给臣民。皇帝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为自己的统治建立合法性,又修改了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什么洪承畴、范文程,这些人都是辅佐满清入关的开国元勋,乾隆却统统把他们打成了反面教员,告诉老百姓,这种叛明降清的行为非常可耻,不值得后世模仿!这实际上也是在进行思想灌输,让老百姓安心于他的统治。此外,皇帝还玩了新的一手,他为了显示盛世文治的伟大气象,不仅自己编纂了《四库全书》这样的大型丛书,还让各地献书给国家,并且特别告诉大家,不要害怕悖逆什么的,书又不是你写的,尽管献书就是。乾隆这样做,其实有他很狡诈的一面,他想通过献书这一举动,来充分地瞧一瞧民间那些“反动著作”究竟有多反动,对帝国的统治有多大危害。然而,地方大员是何等聪明的人,皇帝说什么,能够当真吗?结果献给皇帝的一万多本书,一个字的反动言论也没有,全是歌颂大清伟大,皇帝英明的。乾隆皇帝越看越奇怪,他意识到了肯定是下面的人故意不报反动书籍。没有达到目的,他便直接来硬的,下令禁书:如果全国各地敢有人存反动书籍,立刻治罪。就这样,皇帝把文治当成了思想的枷锁,扣在了整个帝国的头上。文治之外,还有武功。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这个十全,不是指他是个完人,而是指他一辈子曾经打过十次大胜仗。尽管有些胜仗长有自我标榜的嫌疑,但乾隆一代的开疆拓土,却是事实无疑。在乾隆时代,皇帝经过多年努力,干掉了大清最大的敌人——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是蒙古人建立的国家,兴起于天山南北,目标是统一蒙古和新疆,再与满清一拼高下。当时的统治者噶尔丹被中亚一带的民族看成大帝,并认为他和康熙、彼得大帝足以并列,可见该国实力之强。在康熙年间,皇帝亲征噶尔丹,准噶尔汗国被暂时击败。雍正年间,双方打了个平手,不过在雍正九年,三万多清军在和通泊被准噶尔军队全歼,这次损失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乾隆年间,准噶尔汗国进入虚弱状态。皇帝决心发兵扫清该国,虽然被和通泊惨败吓破了胆的臣子们竭力阻止皇帝,但皇帝仍然力排众议,乾纲独断,遂于乾隆二十年下诏,出兵攻灭准噶尔。五万大军出玉门关,一路向西,准噶尔部也进行了坚决抵抗。经过两年多的征讨,花费白银数千万两,多名清军大将折损,准噶尔汗国终于被攻灭。但是,乾隆始终不放心帝国的西部边疆,准噶尔这个敌人太过强大了。他下了另一道命令,要斩草除根:对准噶尔部蒙古人,“总以严行剿杀为要。”乾隆帝残忍、猜忌、冷酷的一面,在这场种族杀戮中表现无疑。从伊犁杀到天山南北,清朝的平准大军在广大的西北腹地拉开了围猎的大网。他们围猎的目标不是动物,而是无辜的准噶尔部落蒙古农牧民。全副武装的满洲骑兵先是装作路过,要求借宿,心地善良的蒙古人通常会答应,并对这些远行人热切招待。酒宴过后,趁半夜蒙古人都睡着了,清军骑兵就一跃而起,一个蒙古包接一个蒙古包地杀,一晚上就可以把一整个部落全部杀光。壮健男子被杀光之后,有姿色的女子和孩童则被送回关内,作为跟随大军的奴隶和玩物。没用的其他人则被清军当成人肉靶子,拿来练习射箭或者放鸟枪。经过系统的屠杀,准噶尔部蒙古人几乎被屠戮殆尽,不得不由内地迁移人口去填补空缺。虽然为帝国取得了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虽然皇帝一举“荡平二万余里”,帝国的疆域虽然扩大了接近一倍,但乾隆在天山南北留下的“武功”,是一个个极度残酷的血泪传说。实际上,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政策宽松时期。雍正皇帝是著名的迫害狂,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此人可能有点儿受迫害妄想症。雍正热衷于文字狱,一个大臣查嗣庭担任考官曾经出了个题,叫做“维民所止”,结果雍正自己把维和止两个字一联想,这不就是雍正二字去个顶吗?这不是要想砍我的头吗?雍正大怒,立刻宰了查嗣庭。乾隆初年,皇帝改正了这些措施,文人们又开始拿起笔吟风弄月,帝国文艺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在乾隆十六年,一份奏稿彻底让皇帝变了样。这份奏稿来自于民间,传抄于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之中,语言虽然荒诞不经,但基本的意思很明白:皇帝有许多过错,南巡浪费民脂民膏,打仗打输了就滥杀官员,生活荒淫无度,等等。本来以为自己是个好皇帝,却挨了这么当头一棒,乾隆非常窝火,下令追查。此时又爆发了另一起密谋反清案件,两件事连在一起,让皇帝的理想主义破灭了。他开始用鞭子来统治老百姓,用严刑峻法来强化权力的威慑,让臣民不准乱说乱动。与雍正不同,乾隆的文字狱范围更广,并且乾隆特别注意打击社会底层的文字狱案件,只要敢妄议国政,事关国家大政方针,一概严查,绝不放过。这种特色到了乾隆后期更加显著。乾隆四十二年,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字典,在字典序言中,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检索的方式不够方便,便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检索法来提高效率。有人举报了王举人,说他大逆不道。理由是:王举人居然敢说先皇康熙爷的字典不如他的好,纯属恶毒攻击,极端反动。在当时的文化高压之下,这么小的事情居然也从县令那儿一直报送到皇帝案头。皇帝对这个字典看啊看,突然,他发现文中在解释“避讳”时,是用的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人家王举人本来是一片好心,原话是提醒各位读者,如果碰到皇帝的名字,就要少写一笔,以免犯讳。可乾隆正要抓个典型,立刻亲自督办,高官带队抓人,王举人被处死。利用文字狱,乾隆固然达到了在全国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文字狱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气的摧残,是难以弥补的。另一个深重的危机,就是集团化的腐败。在专制帝国,要想根除贪污就像要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帝国实际上默许官员们在一定程度内获取灰色收入,只要别做的太过分,就不会受到什么实质的处罚。但是,在乾隆中后期,这种集团化的腐败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成为了帝国的重大政治隐患。腐败要从皇帝说起。乾隆皇帝在自己年轻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下面的官员献上来的宝贝古玩,都很谨慎对待,尽量不让这种“贡品”损伤民力。可是,人的私欲都是难以长久抑制的,盛世的局面冲昏了皇帝的头脑,他在晚年时便开始堂而皇之地接受起贡品来。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没有关上的道理。皇帝特别爱出巡,每出巡一处,各地督抚都争先恐后地把价值连城的好东西献给皇帝,官员们专门投皇帝所好,挖空心思进献贡品来讨皇帝欢心,甚至有一年贡献三五次的官员。自然,每贡献一次,官员们就会顺手捞上大量属于自己的宝物,这种进贡制度,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官员们的腐败也很严重,各省官员不断剥削百姓,接受贿赂,还把上面的救灾款、扶贫款、赈济款,全给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如果皇帝要“输捐”,也就是让官员们出钱来资助战争或者救灾时,贪官们就把这些钱拿出来,捞取政治资本,趁机搞损公肥私的把戏。这样,整个帝国的治理成本就大大增加。举个简单的例子,皇帝命令发一百万两银子到某省,被中央克扣一番之后变成五十万两,被地方克扣一番成了十万两,最后落到百姓头上的,就只有几万两或者更少了。因此,腐败对于帝国的运转,危害极大。到后来,官员们的腐败已经成为常态。乾隆四十六年牵出的甘肃腐败案,就一下子涉及到全省二百余名官员,几乎是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都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皇帝,你能够把这些官员都给斩了吗?斩一个两个还行,你能惩办全省的官员吗?谁都做不到。所以,皇帝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乾隆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无奈地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连皇帝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政治腐败早已病入膏肓。03 乾隆盛世的末期,
埋下了鸦片战争的种子。
当时的大清,并不完全是闭关锁国的。皇帝本人就对钟表有极大的爱好。巴黎和伦敦的流行之物,很快就能进入紫禁城。但是,帝国对西方的兴趣仅限于这些奇技淫巧,对于国际事务,它并不关心。不过,英国想敲开中国的大门,获取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不是仅仅由中国人卖给他们生丝和茶叶。实际上,大清帝国在对外贸易中占有极大的优势:帝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是西方国家。帝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多数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帝国出口的茶叶却在西方被奉为至宝,饮茶与午睡在英国已经成为习惯,这让英国人不得不大量购买帝国的茶叶。于是,占据美洲的西班牙人在美洲挖银矿,而英国人再从贸易和航运中将这些银币赚到手,最后,拿去购买东方的茶叶和丝绸,大笔的银子流向这个庞大的帝国。英国人很想改变这种局面,便命令马戛尔尼勋爵在乾隆五十八年来到中国,要求通商,还为中国带来了许多礼品,其中不乏显微镜、地球仪、滑膛枪、榴弹炮等近代科学产物。面对这些礼物,皇帝只把它们当成西洋玩意儿,而对其中的科学原理毫无兴趣。勋爵走在中国的土地上,目睹的是乾隆末年普遍的贫困,以及多得不可思议的人口。人口压力和贫困互为恶性循环,在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背后,是勋爵眼里遍地的弃婴、面黄肌瘦的百姓,以及“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帝国军队。除了经济上的贫困之外,勋爵还注意到了帝国在政治上的腐败,以及帝国官员中普遍的保守、狡诈、凶残和愚蠢。英国人认为,是专制主义和文化压制奴役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在满洲贵族暴力和专制权力威胁之下的中国人,已经蜕化成了某种“半野蛮人”。因此,貌似强大的帝国实际上是一个泥足巨人。乾隆皇帝拒绝了马戛尔尼勋爵的通商请求,帝国高级将领福康安在军事演习中对英国滑膛枪的表现不屑一顾,一切都被妄自尊大的气氛所笼罩,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被错过了。尽管在乾隆时代,中国拥有3亿之多的人口,尽管拥有接近1500万平方千米土地,尽管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一,尽管国家财政储备达到八千多万两白银,尽管有大量藩属国向中华帝国输诚,但这个远东大陆上的统治者,面对已经开始拥抱近代化曙光的英国人,却是那么自惭形秽。五十年后,来自英吉利的海上侵略,将打碎帝国的迷梦,把它毫不留情地裹挟进世界的大潮中去。乾隆的盛世结束了,留给中国的,是一条漫长曲折的新路。第一个要点是,要建立一个盛世,乾隆皇帝首先要用仁政来化解父亲留下的矛盾。继而他用高明的手段和惊人的个人素质,完成了政治上的集权,让官僚集团服从于他。
他开始用文治来统治帝国,编纂了大量著作来教化百姓。此外,他的武功也十分昌盛,攻灭了准噶尔部汗国,将疆域扩大了一倍。在他的战功背后,却是恐怖的种族屠杀。
第二个要点是,乾隆皇帝的盛世之下的重大危机包括两项,文字狱是皇帝用来在全国统一思想的武器。皇帝为了达成文化专制,不仅下令发动文字狱,还在全国查抄禁书。
但是,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带来的破坏,是难以弥补的。另一个危机是严重的腐败。腐败从皇帝开始,一直延伸到基层官员,这大大增加了帝国的治理成本,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第三个要点是,乾隆盛世的末期,埋下了鸦片战争的种子。由于不满清朝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英国派出了马戛尔尼使团要求通商。乾隆时代的中国,并不是完全的闭关锁国。
但他对西方的了解仅限于奢侈品,因此皇帝对通商要求嗤之以鼻。这让帝国错过了最后一个了解世界的机会。几十年后,他将饮下自己酿造的苦酒。
|传道书1:9|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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