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从日本回国的船上得到了获奖消息。按要求，在授奖仪式上，获奖人员要由所在国家的代表陪同；如果获奖人不能亲自领奖，可由所在国家的代表代领。

爱因斯坦出国未归，谁能代他领奖呢？德国和瑞士的大臣都声称有此特权。德国称：“爱因斯坦是德国人。”瑞士说，爱因斯坦是用瑞士护照旅行的。德国作证，1920年7月1日，爱因斯坦曾向德国宪法宣誓，他在柏林科学院任职即为“间接的国家官员”，因而属于德国公民。

瑞士称，爱因斯坦1901年就已加入瑞士国籍。爱因斯坦适时返回，特别对国籍问题作出两点澄清，一是在加入柏林科学院时曾经声明，“不要改变我的国籍”；二是不反对“获得德国公民权”的说法。（《爱因斯坦传（下）》，弗尔辛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71、573）

15岁那年，爱因斯坦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是不满德国奉行的军国主义。人到中年，他作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为了曾经的祖国，他毅然宣誓做德国公民。而当德国与时代潮流倒行逆施，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德国再次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影里，爱因斯坦不顾生命安危，再次拒绝了祖国。

在这里，中国人奉行的“人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猥琐的人生哲学，“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荒谬说教，对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任何意义。

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有几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元素。……这种新现象也可以用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想象——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来。”

因此，建议美国“加速实验工作。”（文集，页177）这封信未能及时引起罗斯福的重视。9月3日，纳粹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二战”骤然爆发。罗斯福这才意识到这封信的重要性，随即决定，“我们应当跑在纳粹德国的前头，否则他们将我们炸得粉碎，……”（聂本，页328）并于1941年12月6日建立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的“曼哈顿工程”。

法西斯德国未等原子弹派上用场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8月，美国为避免在日本本土作战中大量军人的阵亡，美军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被迫宣布投降，战争提前结束。

1952年9月20日，日本《改造》杂志就原子弹问题向爱因斯坦提问。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人的提问显然带有责难性质。爱因斯坦的回答斩钉截铁，“我却感到非采取这一步骤不可，因为（当时）看来很可能德国人也会抱着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问题上进行工作。

我看，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无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文集，页306）1953年2月22日，爱因斯坦回复另一封日本来信时也强调，“我的确相信，我们必须防止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万一会单独占有这种武器的可能性。

在当时，这是真正的危险。”（文集，页313）遏制“祖国”发展经济与遏制“祖国”祸灭人类，两者性质迥异，爱因斯坦选择的是后者，这两封回信，都强调了法西斯威胁之下的别无选择，反映的都是：爱因斯坦开阔的正义胸怀而非狭隘的爱国主义。

1944年，他说：“德国人作为整个世界的一个民族，是要对这些大规模屠杀负责的，并且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而受到惩罚，……”爱因斯坦不承认“人民永远不会犯错”的逻辑，他指出，“站在纳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的可耻意图说得一清二楚而没有一点可能发生误解之后，他们把他选举出来。

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聂本，页281）这就是国人在指责民主弊端时常用的例证，希特勒是德国人民主选举上台的，德国人当然要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责任。在爱因斯坦看来，罪犯不是希特勒，不是纳粹党的领导，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整个德国国家。

1944年，他在《华沙犹太人居留区英雄们的讣告》中写道：“整个德国国家应该为这次大规模的屠杀负责，如果世界上还存在正义的话，德国作为整个国家应该受到惩罚。”（文集，页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