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大卫·鲍力生论述“心的偶像”

在社会科学和咨询辅导行业领域里，基督徒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

如何将圣经的主要概念和基督教传统，既不偏离原则而又有意义地，与行为科学的技术术语与及实测数据相结合？

在这个持续多年的问题内，有两类具体的附属问题长期吸引和缠绕着我。

第一类问题是与圣经相关联的：

为什么偶像崇拜问题在圣经里如此重要？

显然，偶像崇拜是圣经里最常讨论的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如今除了在一些福音未达到的地区仍有朝拜偶像之外，偶像崇拜的问题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第二类问题是一个辅导方面的问题，一个“心理学”问题。

我们应如何理解那些塑造和决定人类行为的诸多重要因素？

具体地说，人是由内心驱动同时又是被社会塑造的，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否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解？

这些问题及其答案最终交织在一起，对我的个人生活以及劝导在困惑中的人都带来非常有成效的帮助。

个人动机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圣经里有关偶像崇拜的大量经文的现实意义，取决于我们对偶像崇拜的理解。我将通过新约中长期困扰过我的一节经文来阐述这一点。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节劝诫我们：“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在一篇论述如何与神子耶稣同行的，长达105节的论文里，这么一句意想不到的命令凭什么就成了结束语了呢？有没有可能是后人校订的？或是这位素常以简单、重叠的语言来表达深刻、有序内涵的作者的一个“狗尾”？或许，这是个拖在这一篇最不受时间局限、着眼于天堂的使徒书信尾巴上的，局限于当时文化的实际应用？这些回答都没有抓住约翰结束语的完整性和力量。

其实，约翰的结束语恰恰就是神一直对着每一个人心提出的那个最根本的问题：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什么人或事物占据了你心，成为你信任、专注、忠诚、服事、恐惧和欣喜的对象？这个问题与人的行为、思想和情感的直接动机有关。动机的问题，在圣经的概念里，其实是“谁是主”的问题，谁或什么“主宰”我的行为？是主还是替代物？约翰一书2:15-17,3:7-10,4:1-6以及5:19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形象化的答案，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偶像崇拜”，这是一个我们不想要的答案，这样的理解是我们想要逃避的。这些经文令人吃惊地描绘出偶像崇拜的动机是“社会学”，“心理学”及“魔鬼学”三方面的融合。

动机的内在（心理学）方面被称为无节制的、骄傲的“肉体的情欲”（约一2:16），就是我们习惯性的自我中心、挤满我们内心的各种向往、希望、恐惧、期待和需求。而外在（社会学）方面被称为教导我们撒谎的这个“世界”（约一2:15-17,4:1-6），就是那诱惑我们，使我们效法，巩固我们进入这种撒谎的惯性，并将我们限制在其中的所有因素的集合。从“魔鬼学”的角度来看，动机就是奉魔鬼为决定行为的主（约－3:7-10,5:9），魔鬼是这个肉体和物质世界的统治者。与此相反，“远避偶像”就是全心全意信靠耶稣，就是被“亲爱的弟兄啊”或“小子们哪”一语后面的各样教导约束（特别参看约一3:1-3,4:7-5:12）。耶稣的众多替代品，无论是透过肉体、世界或魔鬼，都是偶像崇拜。

偶像问题是一个内在问题

偶像崇拜的概念通常出现在敬拜那些有形体的偶像的讨论中，也就是造假神。但是圣经展现出来的偶像崇拜主题，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与本文所要讨论的有关。首先，圣经把这个问题内在化了。结14:1-8形象地描绘了“心里的偶像”。对有形偶像的敬拜，不幸的，正是心已背叛了耶和华你的神的一个表现。“心里的偶像”只是众多比喻手法中的一个，这些表明了神的关注点在人心，并证实特定的心与特定的行为（手、舌，还有其它部位）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大诫命“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偶像崇拜的根本的“内在”性。圣经一直用形容人与真神关系的词语，诸如爱、信任、恐惧、希望、寻求、服事等词来形容我们的假爱、假信任、假恐惧、假希望、假追求、假的主。

如果旧约中“拜偶像”一词贴切地概括了人对神的背离，那“私欲”（epithumiai）就是新约中用来概括这种背离的词汇。两者都是对人类问题的缩写。新约中错综复杂的“私欲”的说法就是对第十诫不可贪恋（epithumia）的巨大扩展。第十诫也指出罪的问题的内在性，罪是内心驱动的，它揭露出人心贪得无厌的本性，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有力的描述。新约很有意思（也不奇怪）地将拜偶像与控制人生的无度私欲融合起来。拜偶像成为人心的问题，形容人强烈的欲望、渴求、向往以及贪婪的需求。

偶像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二，圣经认为拜偶像是社会（这世界）的中心特点，而我们在其中被塑造成型。正如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令人震惊地写到：世界是个“浮华市集”（Vanity Fair）。班扬的整本书，尤其是浮华市集那部分，可被看作是强大、诱人、威逼的社会对行为的成型和塑造力量，与基督徒随己心所欲的欲望交互作用的描述。基督徒会去服事又真又活的主，还是去服事那众多的（他的妻子、邻居、熟人、敌人、拜偶像的同路人……甚至他自己心里所造出来的）假神？

拜偶像既是由内部产生又是受外部渗入的，这种观点对现代咨询辅导业中的问题有启发性的意义。当然，圣经没有用心理学的术语或观察数据来分析当代的问题。但圣经没有花大量细节去描写被今天的心理学家称为“机能不良的家庭或婚姻体系”，仅仅是因为圣经没有将人类行为的具体细节和相互影响放在显微镜下，这种所谓的“缺乏”仅止于具体的应用方面。圣经确实了解个体人在一个家庭体系（或其它任何规模或形式的社会群体）中，如何彼此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例如：被（心理学）称为“相互依赖（codependency）”的生活模式，在圣经中被更精确深刻地理解为“共生偶像崇拜”（co-idolatry）。在“共生偶像关系”中，那两人的典型拜偶像模式会彼此强化和竞争。它们会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共存搭配，但同时也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反馈回路。

酗酒的丈夫和想要拯救丈夫的妻子，是个典型的案例。二者被困在一个偶像体系中，这个体系中的各部分彼此互补。这个常见的假神模式有许多可能的配置，一种典型的配置是，丈夫酗酒的偶像群可能综合了他对具有支配性和奴役性的快感的爱恋，对生活中的痛苦和锉败想要寻求一个虚假的解脱，对妻子依赖他的方式扮演愤怒、自以为义的法官，对周期性自残的痛悔，对人的信任——企图通过其他酒徒的接受而寻求个人的肯定，等等。

而拯救丈夫的妻子，她的偶像模式综合了这些因素：扮演丈夫和家庭烈士般的救主，扮演论断丈夫无能的，骄傲、自以为义的法官，对人的信任——高看她朋友们的观点，对人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男人的爱情无度的渴慕，甚至认为缺乏时不能生存，等等。他们各自的偶像（及相应的行为、思想和情感）在偶像体系内都是合理的，这个偶像体系就是二者共存的一个充满诱惑和威胁的“浮华市集”。他们各自的偶像有时被对方模仿、学习、鼓励。她的唠叨和他的愤怒彼此反映并放大；他的酒徒哥们和她的女友又使他们都更认为自己有理并更自怜。他们各自的偶像有时又挑衅、补偿对方：她越唠叨，他就越喝酒，于是她又越想要拯救、改变他。浮华市集是一个如此有吸引力的……人间地狱。

偶像是属灵的赝品

正如以上所述，偶像假冒了神的属性和特点，如：法官，救主，赐福者，替罪者，信任的对象，必须顺服其意志的权威者等等。每个偶像都会给人假的应许或警告：“只要……就……”。比如，上述案例中妻子“拯救”的行为表现了想当救主这样一个偶像，这个假神应许并警告她，“只要你做正确的事，使状况变好，你的丈夫就会转变。但是如果你不管他，就会有大难临头。”因为这样的应许和警告都是谎言，服事这样的偶像会导致长期的痛苦和不幸。偶像会撒谎、奴役人、杀人。偶像是被撒旦——那从一开始就是骗子，奴隶主，杀人凶手的——巧妙地向人渗透的，他们直接在神的震怒下，神决不允许他们的作为在他的国度里得逞。

一个朝拜者顶礼膜拜一个木头、金属或石头的形象，这幅简单的拜偶像的画面被圣经强烈地扩展延伸了，偶像崇拜概念包含了个人内在动机和社会外部条件两者的错综复杂的交织。心的偶像使我们从很多方面偏离神，他们无处不在，甚至渗透到内在和外在生活的细微末节。这种心里的偶像与社会生活的浮华市集所提供的东西恰好吻合，我们在社会上受到的诱惑和威胁引诱我们偏离神转而敬拜偶像。这个主题提供了审视圣经中弥漫的“坏消息”的基本透镜。

总之，圣经总是把行为上的罪描写成是被“小神”或“多神”引发或管辖的，人类动机的问题经常有效地被描写成偶像崇拜的问题，也就是人忠实于与神的盟约还是与其他替代品的盟约。偶像崇拜是一个深植于人心的问题，同时又是透过社会环境强烈冲击我们的问题。

这正好把我们引到本文起初所提及的第二类问题——咨询辅导问题，我们究竟怎样才能把以下三件事综合起来呢？

首先，人要为自己行为上的罪负责。人要为自己想过、感觉过或做过的有害的事情承担责任，不管那些事是被称为罪、个人问题还是功能失调的生活。如果我很狂暴或畏惧，那是我自己的问题。

第二，有问题的人来自其他有问题的人所参与其中的家庭、婚姻或文化群体。别人所想、所望、所畏惧、所看重、所感觉、所做的有害的事情，会对人们造成伤害和错误引导。这些可能会是微妙的社会影响，比如模仿别人的态度之类；也可能是强大的心灵创伤，比如失败或伤害。我的问题经常和你的问题紧密相关，如果你攻击我，我可能会还击或因惧怕而逃避，你的问题又造成了我的问题朝某种形式发展。

第三，人的行为是由内心复杂的生存动力模式所驱动，而这些生存动力模式是来源于一些几乎不为人察觉的思想、欲望、恐惧和世界观等。我们对于决定自己行为的原因很会自欺欺人，但我是暴力还击还是躲开，却显明了我对自己的期望模式。“你可能会伤害我，所以我要么离你远一些，要么先出击。”我的行为策略显明我的动机：信任、欲求、恐惧及其“感受到的需要”。这样的动机范围可以从深思熟虑到盲目冲动。

我们以及我们所辅导的人怎样才能同时是被社会制约的、自我欺骗的、以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而这几个因素之间又不相互影响或抵消呢？这是社会学和行为学范畴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些学科失败的地方，因为他们将神排除在外），也是所有基督徒辅导者必须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寻求合神心意的答案的问题。只有圣经的人论——既是个体又是群体的生命——才能把这一切联系起来。

行为责任、社会环境、人心相互关联

动机就是推动我们、引发我们行为的原因，它既是触动生活的“跳板”，也是生活的目标。动机这个概念抓住了人类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麻烦的内在驱动和目标导向的本质。所有的心理学理论都在努力对付这些问题，但全都没有足够的理念资源来弄清楚三者——责任行为、塑造性的社会环境、以及既自欺又对生命有决定作用的人心——之间的相互关联。

以下是这方面的一些例子。道德主义是属世智者的实用心理学，它坚持行为责任，却完全忽视了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行为心理学虽然看到人的动机和对回报的追求，但认为社会环境最重要，而把动机视为一成不变的已知条件，这种学说忽视了人的行为责任，也忽视了虽不完全清醒但可以改变的人心；人本主义心理学看到了内心的欲求和外在的成败之间的关联，但最终强调人自己的决心，这种学说忽视了人的行为责任和外在环境的力量；自我心理学看到了内心欲求与已经内在化了的社会偶然事件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但忽视了当前的环境和人的行为责任。把这三个看似简单的因素融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

人的动机是总是与“神”相关的

圣经，即来自人类创造者的声音，以独特又统一的角度谈及同样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是有道义责任的，必须为我们行为和结果负责；毫无疑问，结果的根源是我们经常视而不见的内心，“心中的偶像”、“肉体的欲望”、“惧怕人”、“贪恋钱财”、“追逐”……“属世眼光”、“骄傲”还有其他许多说法，都形象地描绘了圣经所说的内在动机，也就是人体验到的，具有蒙蔽性的表面需要或目的；毫无疑问，社会力量也牢牢地把我们束缚住，“世界”、“浮华市集”、“恶者的劝告”、“假先知”、“诱惑和试探”都对我们有影响，还有一些人仿造和提供伪律法或伪标准，曲解价值与荣辱、恩惠与咒诅、该怎么活与怎么死，这些人对我们犯了罪。神相当轻松自如地将这三个简单要素并列在一起，而在人的系统里它们却是分崩离析的。如果说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那就是“约翰是个坏孩子”；如果说人的意志被束缚，那就是“约翰身不由己”；如果说人被别人欺骗诱拐，则是“约翰交友不慎”，这三种说法怎么会同时成立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但所有的心理行为学和社会学都未发现，人的动机总是“与神相关联的”。这些社会和行为科学会忽略了这一“根本”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基于偶像式的动机。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科学的理论规范和方法论，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本质却视而不见。

人的动机本质上既不属于个体范畴，也不属于人类社会范畴。严格地说，人的动机决不是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人体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属于动态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或它们的任何组合。这些名词术语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整体现象的局部性比喻描述，而这个整体现象本质上是宗教性的或契约性的。动机总是与神相连的。因此，人的动机本质上不是人类科学所研究的人类一元现象。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和观察到的是本质上的二元现象，就是：信靠神或者拜偶像。关于人的动机，唯一统一的是一个古老的神学构架：人类被造就是一种敬拜者，不管你愿不愿意。基于这一点，单单圣经的观点就可以将在行为解释中看似矛盾的因素统一起来。

关于动机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什么东西激发我？”最终问题是“谁是这种思维模式、感觉或行为的主宰？”从圣经观点来看，我们具有宗教情结，不可避免地与这样或那样的神相联。人们不是有需要，而是有众多的主人、主、神明，它们可能是某人自己，或别人，或有价值的东西，或撒旦。拜偶像的心和拜偶像的社会这个比喻抓住了一个事实，就是人的动机自动与神相关系，即真神以外，谁是我的神？让我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深受行为主义者的推崇，第二个则为人本主义心理学者所青睐。

1、由饥饿而来的偶像崇拜

当“饥饿动力”推动我的生活或某阶段的生活时，我实际上正陷入一个宗教行为。我——肉身——已经成为我的神，而食物已变成我向往、渴望和敬畏的对象。圣经描绘了被行为科学看作“原始驱动”的同样的动机。当然，一些生物学的东西在发生，一些心理的甚至社会学的东西在发生，但圣经的概念有极大的不同，我不是“饥饿驱动的”（hunger-driven），我是“饥饿驱动而非神驱动的”（hunger-driven-rather-than-God-driven）。

我们与食物之间应建立这样一种联系，即心怀感激地吃喝我们所得到的，并慷慨与别人分享。当正常的饥饿感成为问题行为和错误态度的泉源时，我便是一个现行的偶像崇拜者，正常的欲望变得无节制，并使人成为它的奴隶。内心的偶像可以表现为各样可见的罪，就如贪食、焦虑、不感恩、食物强迫症和饮食失调、因晚餐延迟就烦躁、为得到较大的一块蛋糕而处心积虑、吝啬、贪婪、用吃喝来安慰自己等等。那些控制着我们的心的偶像，表现出来就是这样。问题行为源于人心，并且和神有关。

然而，存在于我们与食物关系中的偶像崇拜，不但是生理性和心理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也许我的态度是仿效我的父亲；也许我的母亲利用食物来获得爱和压制忧虑；也许他们经历过大萧条，遭遇过严重的缺乏，那些经历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让他们特别为食物担心；也许食物永远是我们家的灵丹妙药，是一种可以表达爱、幸福、愤怒和权力的媒介；也许我被极具煽动性的食品广告狂轰滥炸。如此的“也许”真是举不胜举。

作为亚当堕落后代所组成的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以不同方式成为一个食物的偶像崇拜者。而美国的消费文化又赋予食物偶像崇拜一些典型的模式。一套复杂的偶像崇拜的价值观体系附于食物之上，例如，我们总是贪图品种繁多的食物，食物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美丽、力量的象征，在我们对健康的向往以及对死亡的惧怕中扮演重要角色。食物的多少、种类、烹调及食用方式体现了社会地位。而缺粮挨饿的埃塞俄比亚社会又赋予食物偶像崇拜其它的典型模式。作为家庭这个微型社会单元的成员又有自己独特的食物崇拜形式：例如，也许在我们家，饥饿可以使焦躁合法化（谁饿了谁就可以发脾气)，那么吃就成为救世主，使我们家不至于毁于怒火。然而，在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参与中，我并未失去自己的个性。我的食物偶像崇拜有我个性的烙印。比如，当我对红色食用色素是否会致癌特别紧张时，我就会不可抑制地狂吃炸玉米条。

2、由安全感而来的偶像崇拜

行为主义者谈到“驱动”时倾向于降低关注点，关注人与动物相似之处。相反的，人本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谈到“需要”时则倾向于提高关注点，关注人的社会性及存在性目的。但当“需要安全感”推动我的生活或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同样陷入一种宗教行为。我不是事奉真神，我事奉的是人（我自己或其他的人）的肯定和尊重。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的动机不是“需要安全感”（motivated by a need for security），我的动机是“摆脱神的掌管而去追求安全”（motivated by a lust for security rather than ruled by God）。欲望和恐惧是人类动机的两个互补层面，所以因为不想“敬畏和信靠神”，人转而“惧怕人”。和驱动理论一样，需要理论永远无法理解深植于人类动机中“替代神”（rather than God）的意念。两种理论都无法理解偶像崇拜最根本的问题，即：人的驱动力确实存在，那就是无度的肉身欲望，它取代了对圣灵心意的顺服。

当然，人类对安全的渴望既是天生的也是后天习得的，像对待人类的饥饿一样，“浮华市集”也强有力地影响着人对安全感的需要，有权势的人恩威并施地让我们信任或惧怕他们，为了让我们明白我们虚假的信靠以及认识到我们所承担的压力，圣经再次给我们释放心灵的选择，就是认识神。

偶像崇拜只是一种不当的方式吗？

当基督徒将人本心理学的基本框架引入基督教辅导时，人类动机深处的“替代神”的意念就一直被忽略了。比如，许多基督教辅导员将对爱的需要和渴求绝对化了。作为善于观察的人，他们确实看到堕落、受诅咒的人追求稳定、爱、接纳、肯定，也看到人在空洞的偶像上去寻求这样的赐福。作为虔诚委身的基督徒，他们往往想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而不是偶像。但是他们不恰当地放入一种先验的、单一的关系型需要，一种内在的渴望或对爱的缺乏，作为内心区分信仰和偶像崇拜的支柱。

他们给这种“需要”施洗，认为是神造的。偶像崇拜被认为是满足一种合理需要的不当的方式，而我们不爱别人也成为未能满足那种需要的结果，基督的福音被重新定义为满足这种需要的正当途径。按照这样的理论，偶像崇拜就只是一种次要、衍生的发展，我们的偶像是满足正当需要的错误方式。因此，对偶像崇拜的悔改也成为次要的，只不过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这种满足被认为是基督带来的福音的主要内容。但是从圣经上看来，偶像崇拜是根本动机。我们不能爱世人，是因为我们是既不爱神也不爱邻舍的偶像崇拜者。我们在物质世界得不到安全是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咒诅之下，而且别人也和我们一样以自我为中心，是我们造成并经历与神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神的爱告诉我们要为“爱的需要”悔改，认识到那只是一种贪欲，同时领受那有恩慈的真爱，并学习如何去爱别人而不是仅仅贪求得到爱。

人类为了逃避神的主宰而去追寻各样的好东西和假神，也包括爱。主张“爱的需要”的心理学并没有打碎我们心中偶像的祭坛。从结构上来说，“爱的需要”的逻辑和“健康富有”的伪福音是相似的：耶稣会给你你真心渴望的，而不挑战你的这些渴望。

所以主张“爱的需要”的心理学与某些特定的寻求辅导的人产生共鸣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那些人的波长已被调到了我们所谓亲密偶像的波长。这种理论在一些不拜“亲密偶像”而敬奉诸如权力、地位、感官享受、成功、钱财等偶像的地方就不适用了，要解释那些偶像，“爱的需要”体系就只能简化这些偶像，认为它们只是驱动人们“真正需要”的替代、补偿品。

圣经就简单多了。圣经认为这众多的偶像在人心里都有各自的位置。偶像可能会部分的彼此互换，比如一个沉溺于黄色影像的男子如果认识到，他的欲望其实是内心想要结婚的愿望受到挫败后的一种发泄，而他过去并未意识到，他想要结婚的愿望是他的偶像，他若为此悔改，他的状况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善。偶像会彼此重叠，性欲本身也可以成为偶像。对偶像崇拜情结符合圣经的认识，解释了为什么“爱的需要”理论乃是似是而非的，并彻底推翻重造这个理论。在圣经的现实（即真正现实）中，人类动机的根源上并没有一个中立、正常、天生的爱的需要。

圣经关于偶像崇拜的主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的工具，帮助我们了解人的恶行源头和诱因。犯罪的各样原因，无论是“生理冲动”、“内在心理压力”、“外在社会文化环境”还是“魔鬼的诱惑和攻击”，都可以通过偶像崇拜这个透镜看个真切。这样的理解使基督教辅导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的辅导，成为基督福音全方位的事工。

个案研究：基督徒威利与其偶像

本文将通过一个受伤——愤怒——惧怕的人的案例，揭示一些复杂而不正常的行为、情感反映、认知过程和态度的产生过程中，“世界”和“内心”关系的具体细节。

威利是一名33岁的男子。与艾伦结婚八年，有两个孩子。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身兼二职，既为教会行政人员同时料理教堂建筑，又在为城市贫民服务的怜悯事工中作执事。但他和妻子却常常有摩擦，在一次激烈争吵之后，他们夫妇来寻求婚姻辅导。他在气头上打了妻子，离开了家，还扬言永不再回家。三天后，他回来了，心里满是愧疚和极大的挫败感。

他们目前的婚姻问题是许多长期的问题积累恶化的结果：怒火，无法深层次和好，时而是暴力威胁，时而是自杀威胁，抑郁，工作狂或是逃避，压力下中度的酗酒，夫妻沟通不畅，黄色影像，还有孤独，威利没有知心的朋友。

几年以前，威利作执事时，在工作中与一位女子发生了性关系：“我知道那样不对，可是我就是非常同情她的不幸遭遇，以至于想要从身体上安慰她。”他主动中断了这场恋情，艾伦也原谅了他，可是夫妻双方都承认这件事还是留下了许多的内疚和不信任。

他在“火山爆发”和“冰库”之间来回摇摆。一方面他会很伤人，喜欢操纵别人，发怒，记仇。另一方面他会退缩，感觉受伤，不安，内疚，害怕与人交往。他时而对艾伦生气，认为她“好发号施令，唠叨，想控制我，不支持我，不听我说话”，时而又为他自己的罪陷入抑郁。他们夫妻双方的行为模式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彼此都表现出并强化了最坏的一面。

威利生长在一个工薪阶层的世俗犹太人家庭。他出生时父亲52岁，母亲42岁。凭借努力工作，加班加点，省吃俭用，生下威利不久，他父母就在比较富裕的WASP区买了房子。威利的父亲非常苛刻，极难讨好。“如果我只有一个B，其余全是A，父亲就会说，‘这个B是怎么回事？’我要是割草，整理草坪，父亲就会说，‘车库后面有一块地你忘记割了’。”

威利的父亲70岁退休之后，“脾气温和多了，加上我成了基督徒，也会努力去原谅他，在他生命的最后5年，我们的关系还算过得去。”威利的母亲“心地善良，待人和善，但没有魄力，完全被我父亲震住了。”威利在高中时有点“古怪”：“我永远都达不到中产阶级的标准，在学校要么是太聪明了，或是太不协调了，或是太丑了，或是太腼腆了，或是太笨拙了，或是太穷了。”   

威利在大学一年级就信了主，并很快投入到针对贫困、失意的人的事工中。“我对有钱的、郊区(豪宅)的基督徒不感兴趣。但我爱那些穷困的、单亲的、曾经是瘾君子的、有心理问题的、曾经犯过罪的、无父母的、丧偶的、残疾的、失败的人们。”他的信仰非常坚定，占据他的生命，他爱耶稣基督，他相信福音，渴望与别人分享福音。他知道他行了许多罪，可是他无法自拔。“我只是本能地做出反应，而后便会内疚。那种模式你很清楚的!”

在经济上，威利和艾伦也不宽裕。他们花钱没有大手大脚，可是经常要面对一些经济上的决策：要不要带孩子们去看牙医？要不要买房子？要不要度假还是再打一份工挣点额外收入？艾伦一周应在外工作几个小时？我们真的能支付十一奉献吗？我们应该满足孩子们的愿望，买一台录像机吗？月复一月地，每逢要付账单时，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压力。

基督徒的辅导员应该如何理解威利，从而达到帮助他的目的呢？

1、偶像的社会成因

偶像对善恶的定义和神的定义正相反。偶像的控制中心是属世的：或是物质的（如贪图钱财)，或是他人（“我得讨好我苛刻的父亲”)，或是自己（如只顾追求个人的计划)。这样的假神会创造出假的律法，定义假的成功与失败、假的价值观、荣辱观。对于那些遵守或违反假律法的人，偶像会承诺或警告咒诅。“如果你存了足够的退休金，你就安全了。如果我能让某某喜欢我，尊重我，我的生命才有意义。”有许多的偶像价值观影响过并继续对威利施加压力，欺骗他，恐吓他，控制他，压抑他，奴役他。

在威利的人生中，他父亲完美主义的要求是重要的偶像之一：“只要我做了决定，你就必须得让我满意。”威利相信他父亲具有罪性和欺骗性的要求。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这种层面是“对人的恐惧”，是一种特定的“心的偶像”。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看，他父亲咄咄逼人的要求是一种“压迫”和“不公”。这位父亲对待儿子的风格是独裁的暴君，而不是为儿子正常人生着想的奴仆君王。从本质上说，这位父亲哄骗、欺负、奴役、谴责自己的儿子。“我还记得我躺在床上，父亲一直不停地教训我，大喊大叫。”威利逐渐变得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他。同时，威利也相信了这个偶像，他同时既是受害者又是犯罪者。他被操纵他家庭的强大的偶像所掌控。他也本能地信奉那些偶像并自己又造出一些偶像来与之对抗。

人与人的关系很少是静止一成不变的。在威利与他父亲苛刻观点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层面和阶段。有时威利一时博得父亲的欢心，他便自我感觉良好。有时他被父亲看不起，被斥为是“废物，娘儿们似的多愁善感。”有时他又近乎疯狂变态地想讨好父亲。有一次，他花了整个暑假学习篮球运球，就是为了运起球来不要“像个6岁的小姑娘”，可是收效甚微。在这样残酷的考验中，自然萌发了最典型的“自卑”的症状。

威利有时也会叛逆父亲及其无法达到的要求。他和父亲展开了拉锯战。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叛逆起来也就很吓人，也很有创造性。他在青少年时，自己弄了一套相反的价值体系（服事相对立的偶像)，快把父亲给逼疯了：摇滚音乐、奇装异服、怪异的发型、左派政治观点、吸食大麻。一个偶像（“我得讨好父亲”）导致了另一个偶像（“我要随心所欲对抗父亲”）。

威利信主甚至也有几分原因是想给自己定位，他要对抗父亲世俗的、犹太人所推崇的人往高处走的文化。他的基督教信仰有时也可以用来折磨他的父亲。偶像是会变动的。威利最初的叛逆立场最终成为他最重要的长期信仰，也掩盖了他对父亲某种程度的怨恨。尽管父亲已去世5年，威利一想到父亲，心中还是会有怨恨。但叛逆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其中可能夹杂着悔恨，失败感，甚至有时会变得慈悲、温柔。“有时候，我觉得真正是与父亲和解了，是基督好不容易为我带来真正的宽恕的平安。可有时我自己知道我又失去了它，我又成为以前那个受伤的，骄傲的动物。”

威利的父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脾气好多了。威利的基督教信仰和他父亲的转变使得他们的父子关系多了几分善意和宽恕。他们可以和平共处，但没有温情。偶像是有历史的，有一段“束之高阁的生命”（shelf life）。“浮华市集”会变化。一个苛刻的父亲变得不那么苛刻，其实也制造出了一个更友善的偶像：他想要享受家庭的温暖和退休的日子。我们的心也会变化，一个总想讨好别人的少年成为一个时而想讨好时而又叛逆的青年。当这个青年人到中年时，甚至在他肉身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仍被许多自相矛盾难以抗拒的冲动所缠绕。威利一方面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另一方面又会叛逆，并在骄傲中把自己封闭起来。

2、众多偶像

在我们的生活中偶像横行。威利和父亲关系中的偶像模式也反映在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无论是在学校、部队、工作单位还是教会，他一直与领导不合。他与妻子、朋友、甚至孩子也有类似的问题。很自然地，他也把这种模式带到与辅导员的关系中，这就使得两者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有效的关系。他也继续表现出一系列典型的相关问题：一面卑躬屈膝地想被别人认可，一面又深信别人不会认可他，执拗地要保持中立。

我们已经具体分析了威利父亲的苛责如何形成了一个坚持要求得到威利爱慕的偶像体系。下面我们将对其他方面的影响逐一进行粗略的分析。威利母亲面对矛盾冲突的默默忍受，至今对威利与艾伦的关系有影响。高中生文化中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约会、运动、性生活竞赛、外貌、衣着、钱财、“酷”——也使威利成为失败者，并使他更为叛逆，他的无能、羞耻感也更加剧烈。他认可这套中产阶级价值观，又不能达到其标准，于是便反叛那些价值观，而采纳了毒品文化的价值观。在这套新的价值观里，他是成功者。他既反叛主流文化又反叛瘾君子文化，使自己完全孤立。所有上述的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有时是同时发生，有时有前后顺序。

甚至他的“极端基督教”次文化中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在某些局部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反对基督教中“美国梦”的偶像而形成的，偶像崇拜式的狭獈的基督徒生活。圣经中有一些东西往往被人夸大，甚至排斥圣经中的其他内容。威利仍然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三重人格。首先，他自然是要反叛主流的“成功人士”文化。其次，他在帮助“弱势群体”文化的同时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第三，同时，他也在自己的骄傲中创造他的个人文化，在其中他是主宰。无论是晚饭该吃什么还是末世论，他的任何观点都是不辩自明的真理。

“谁能了解人心呢？!”谁又能了解与人心较量的世界呢？!我们无法详尽、理性地去分析威利和冲击他的各种力量。但我们只需了解他复杂的内心和这纷繁的世界的一部分，足够让我们在基督里帮助他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威利只是今天的威利，而不是在他的人生中其他阶段的威利。我们可以为他提供合乎圣经的辅导，可以告诉他基督对他生命的旨意。智慧，建造人的善言良语可以使人满足、知罪，而威利也可以学习在生活、思想、行为中运用这种智慧。

还有其他许多偶像体系和次体系冲击威利。有些是班扬在浮华市集中提到的：文化态度、价值观、恐惧以及围绕钱财、性、食物、权利、成功或舒适等一些机会。一些貎似温和的偶像诸如大众媒体、职业球赛、还有酒，都诱惑着威利。这些偶像给他一些短暂的补偿，似乎可以把他从严苛的、可怕的、一直奴役他的偶像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我一定要表现好，我必须证明我自己，让每个我尊重的人都喜欢我。我失败了怎么办？”

我们还发现其他一些婚姻家庭中的偶像体系每日影响着威利。艾伦和孩子们的价值观和愿望在许多方面都会激怒、影响威利。如果艾伦担心经济问题，孩子们过分抱怨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艾伦唠叨着要威利改善自己的品德行为，威利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担心、生气、抱怨、沮丧、防范性很强、全盘否定或其他一些情绪，这取决于他如何面对那个特定的限制着他的微型社会。

“谁主宰我？”是“社会学”探讨的问题。假神很会诱惑人。新旧约有充足的理由警告我们不要参与任何异教文化或结交拜偶像者、愚蠢的人、假教师、愤怒的人等等。我们的敌人不仅会伤害我们，还会诱惑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欺哄的声音并不是人虚幻出来的。这个“世界”迎合人的“肉体”构成了坚如磐石的罪恶，那就是人不去敬拜真神，而是不断地制造假神。

如果我们想帮助人们看见神，听见神，我们必须清楚知道那些抢夺了人们注意力的假神。这些有塑造性的影响力不能决定也不能免除我们的罪。但是却可以滋养、疏导、加剧我们的罪性。它们往往是一种无形的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有当我看见自己的扭曲，也看清周围环境的扭曲，我才会自觉地悔改。这两种扭曲都很诱惑，我必须与之对抗。

圣经对社会力量很敏感，同时也没有忘记人的责任。但是偶像无疑是存在于人心的，决定着人们生命的轨迹。在上面的讨论中，威利的心对周围环境的反映，即心的偶像，长期干扰着他。我们无法把人心和环境完全分开，但以下我将更具体地探讨偶像崇拜的心理学层面。

3、偶像崇拜的心理剖析

最简单地说，威利一面吸收着他接触到的偶像，一面又创造着他自己的偶像。对于各种价值观体系，他都不同程度地成功过，失败过，或叛逆过。但每一次他都培育、服事了各种非圣经的价值观。他的生命无形地成就了许多谎言。他的内心深处在真神和偶像之间挣扎。他是基督徒吗？是。但要想持续更新，他必须真正反省那些他用以代替基督信仰的偶像模式。他的生命是结出了一些真正的果子，但他时而也会扭曲真神来迎合肉体的需要。

很少有单个的偶像，我们的生命里到处充斥着偶像。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威利被大量不同的假神所操纵。比如说，他总是在“骄傲”和“惧怕人”二者间左右摇摆。骄傲或“扮演神”导致了一系列的罪：愤怒、操纵别人、强制控制人或环境、“A型人格”、对父母和有产阶级的反叛。“惧怕人”或“把别人当作神”导致了另一系列罪：过于敏感的自我意识、恐惧、抑郁、失败、焦虑、退缩、自惭形秽、善变。这两种状态共同导致了他既焦虑又苛责的完美主义：“你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也看着你的一举一动。”

还有其他许多假神也时而在威利的人生舞台上扮演着一些小角色。有时候，威利的神就是一种拚命想要逃离他自己制造出来的“高压锅”的欲望，酗酒、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看黄片都可以让他暂时逃开。有时候，他被想要“帮助”别人的欲望所控制，他沉溺于他的事工，谁阻碍事工，他就向谁发火，他想成为弥赛亚（甚至不惜沦落奸淫)，他的任何不当行为都打着至高无尚的“我的事工”的旗帜。当然，这只是举一些例子。任何交通状况、天气、妻子的态度、孩子的学业等等，都会在他心里引发出好几十位他所敬奉的小神。

真实的威利是非常复杂的！既便只看威利的粗线条，我们也很清楚他的生活交替充斥着各种假神。明白这点以后，我们再来探讨威利的案例中是否存在着偶像的大小等级阶梯，是否有一些意义重大的偶像。答案是肯定的。威利的生活里常常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可以广义地把他归为某一类，但无法把他固定拘泥于某个诊断类型，因为他的生活是被无数变动的偶像所限定的。我认为威利身上有几个主要的偶像。其中“骄傲”（我扮演神)和“惧怕人”（我把你视作神)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出，威利的生活里一直反复出现“我要我行我素”和“你怎样看我”这两个主题的不同版本。苛责和恐惧轮番上阵。其他一些主要偶像，诸如性快感、钱财等，当然在威利的生活中也起一定的作用，但只是一个更低级，更琐碎的层次，但是不同的辅导员可能会非常重视。

不容忽视的是合乎圣经的分类方法——在本案例中是偶像主题——如此忠实于生活的具体细节，而不空谈各种抽象的类型学。它指明了人的最根本的共通之处。在我们这个凡事都要剖析心理的文化中，我们习惯于把威利或是其他人固定于某一种类型。他是A型人。他是讨好型人，他是控制型人，他是忧郁质和胆汁质的综合，他是典型的ACOA或来自不幸的家庭，他最根本的罪是愤怒。他的问题是自卑，在DSM-Ⅲ范畴他属于某一类，等等，等等。这样的说法似乎在传递一些重要的知识，事实上，这种说法并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而只是对常见症状的简单描述。

4、根源偶像是什么？

鉴于上述分类方式的盛行，我们很可能会说：“他的根源偶像是……”。但是关于偶像崇拜的资料数据却并不支持这种将人心简单化的理解。?我们最多可以这样说：“他通常最典型的偶像是……，但有时……!”出于启发性的目的，我们也许有必要明白有人尤其敬奉“亲密”偶像，有人敬奉“躲避”偶像，有人爱“权力”，有人爱“舒适”，有人爱“愉悦”，有人爱“虔诚”，等等。一个人的犯罪的特征——或用里查·莱弗莱斯形象的说法“肉体特性”?——往往会习惯性地围绕某些支配地位的偶像。

但是罪不仅有惯性，而且有创造力。别忘了，圣经一贯描述的不是将人逐一区别开来的分类学，而是强调人类共性的总结：人人都背离了神，“各人偏行己路”，“行自己眼中看为义的事”?。在这个大范畴下，殿堂里就充斥着各样潜在的偶像和假神。肉身各种猖獗的、扩张的欲望与圣灵对抗，企图夺得我们的信仰和顺服。类型学不是真正的解释。尽管在一些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中，类型学被用作概念性的工具，似乎有解释的能力，但其实那只是描述性的，不是解释性的。类型学至多也只是描述所谓的综合症——一些通常同时出现的经历和结果的模式。?当前的分类学并不能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真正问题，最佳情况下，它们只是对某人的细致分析和详尽冗长多余的描述。最糟的是，它们会引发概念上的误导，因为它们避开了偶像问题。

尽管我们和威利有本质上一样的偶像倾向，这些偶像倾向包括：各种形式的骄傲和对人的恐惧；沉溺于感官享受；专注钱财；往往更信任自己的观点、计划和能力；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愿望臆想出错误的神观；渴望被别人认为正直、有价值，博得别人的尊重；等等。但我们与威利并不完全一样。我们怎么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呢？亚当斯（Jay Adams）精辟地论述了个人犯罪方式的共性：

“显然，罪，从它的各个层面上，是基督徒辅导员必须对付的。给辅导工作造成困难的是罪的次要层面——共同问题的变异。尽管人人都生来有罪，并总是同样的犯罪和推脱责任，但却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犯罪风格。这些风格（综合了犯罪和掩饰）因人而异，但其背后却有共同的问题。辅导员的工作就是发掘各个个体背后的共性。”?

4、形成偶像的其他社会因素

个人风格是如何形成的？浮华市集中的“街坊四邻”（编者注：其他社会因素），无疑会有助于形成不同的偶像。威利苛刻、难以取悦的父亲自然可以被看作是威利心中某种形式的“对人的恐惧”的重要偶像。但是由于制造偶像的人心和提供偶像的环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孩子的父母或许极能容纳和理解，可这个孩子“对人的恐惧”可能会类似地转化成一种不能被拒绝、不能失败的欲念。我们的偶像既想要我们没有的，也深爱我们拥有的。

偶像崇拜的许多细微差别是由我们周围的机遇和价值观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在一个认为某种形式的性犯罪是可能的、合法的或正常的文化里，会有更多的人成为同性恋（通奸者，沉溺于色情的人或其他)也就不足为怪了。再比如说，威利成长在一个比较看重学业、事业上有成的家庭，他的邻居的家庭可能更沉溺于逃避主义的享乐，从小就热衷看电视里的“啤酒时间”和体育报道。每人心中的偶像可能会在不同的人身上结出不同的果子。例如巴力今天不会构成任何形式的宗教偶像，但摩门教却有这样的危险。

我们之间的各种差异是由“意外”的生活经历造成的：悲剧或顺利、残疾或健康、富足或贫穷，是在纽约市、爱荷华州或在乌干达，高中生或研究生、老大或老八、男或女，生在公元前1500年，还是1720年，或1920年，或1960年等等。很多个人性的差异是由于遗传或性格的不同：智力、身体状况和性能、天资和能力、代谢和内分泌的差异等等。总之，个人面对机遇和选择时所做的独特的抉择造成了在圣经指明的人所具备的“共性”范畴下近乎无穷尽的个性差异。

本文使用的分类是针对共性所做的诊断性分类，即“偶像崇拜与信仰”。这样的分类本身涵盖了威利的世界、肉体、魔鬼的变移性和相对稳定性，而且也包含了拯救他的真神。这种分类简便地适用于每一个人，但绝不简单，它可以解释一切复杂的问题。尽管芸芸众生各有不同，圣经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5、多角度分析偶像

正如上述，威利的行为、态度、认知、价值判断、情感、影响等等，都可以用圣经的偶像崇拜概念深入地理解。威利生活的失调是因为他心中的偶像和社会环境的偶像相互作用造成的。罪发生在混乱的内心动机与各种规模的迷失的社会文化体系的交汇之处。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探讨肉体和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对从其它的角度来探究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必须有所认识。

前面明显没有提到魔鬼同时与世界及肉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导致威利不良的、有罪的生活状态的作用。“谁是我的主宰？”这个问题唤醒我们对属灵势力的注意。偶像和魔鬼在敬奉假神上从来都是携手同行的，在奴役威利的更复杂微妙的偶像崇拜中明显有撒旦崇拜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否意味着威利是“魔鬼附身”，需要驱鬼呢？断然不是。当我们病态的害怕或愤怒时，我们就带有魔鬼的形象，而不是耶稣的形象。对抗世界和肉身的程式同样也对抗魔鬼。理性地信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最终的答案。但是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属灵争战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基督教咨询辅导是个祷告的事工?。属灵争战的意识也帮助我们摆脱行为科学的理念，那种理念引诱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待人，而不是从神的角度看人。

黑暗之主的各种策略都是为了征服人。撒旦有计划、有步骤地分解了威利的人际关系，使他陷入罪中，扭曲他的意识，形成偏见，令他绝望，使他灰心，千方百计使他的生活不顺利，将他正常的需要演化成紊乱的、不可自拔的欲望需求等等。本文主要探讨“世界和肉体”，加上“魔鬼”就完全了圣经对不当行为之动机分析的三分法观点。

我们前面也没有细致观察威利的身体对他产生的影响。各种过敏，过度劳累，食用过多的“垃圾”食品，性生活的不满，还有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都使他的问题更为恶化。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他焦躁、婚姻关系紧张、沉溺色情、抑郁的模式，就会发现身体状况一直是影响他的因素之一。当威利控制咖啡因和糖的摄入量，保证更有规律的休息，性生活和体育锻炼，他的症状就得以缓解。这一事实也说明身体状况对他的影响。身体因素并不是造成威利问题的“质”的因素，但至少也影响到问题的“量”。焦躁可能会升级到狂怒、漫骂，情绪低落可能会演化成彻底绝望，与女人眉来眼去的倾向可能会变成购买色情杂志。威利的身体状况不同程度地加剧或缓解他的罪，但不造成新的罪。

7、意志的作用

还有一点没有讨论的是，威利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意志方面的，是可以控制的。正如前面所强调的，根据圣经关注人的动机和这个世界，并不排除人的责任。即使是在威利沉陷旧的生活模式，似乎毫无出路时，威利还是有选择的。他曾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毅然地约束自己。他知道对错。他可以说出有多少次他是闭着眼睛选择了错的，他也可以说出有多少次他靠着对基督的信仰选择了正确的。

承认有选择并没有否认这个世界、肉体和魔鬼的权势。威利对自己和周围环境越了解，他就越清醒地知道并体会到他其实一直都在做出选择。研究偶像（或当地文化中的偶像替代物，如：对人有辖制力的偶像崇拜的欲念、希望、恐惧、期待、目标等）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威利明白，他在更大的范围内其实一直都在暗暗地做出选择。人越圣洁就越能在更多的事情上做出清醒的选择及合乎圣经原则的自控。

还要讨论的另一点就是神的护卫带给我们那些令人脱胎换骨的经历。威利的信主是“从天而降”，突如其来的，使得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犯罪，给了他在基督里的喜乐，及增长对人的爱心。作为基督徒，他还有过别的“兴奋”：听完一场好的讲道，参加退修会，或日常生活中将心扉向神完全敞开的时候，他会有更大的异象，更多的爱和自由。

但是威利生命中的变化——无论是属灵争战中胜利的结果、生理变化、意志上的承诺、还是属灵“兴奋”的结果——似乎都是偶然的。当上述四种状况发生时，威利便会思想他生活中的问题并考虑如何改变。威利对他的生活会朝着稳定、明智、理想的，全身心的方向转变没有信心。他的生活总的说来是一片令人不快的混乱，偶尔会有片刻的症状减轻。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阐明能造成稳定、内在、自省、真正脱胎换骨的变化的几个因素。依据我的经验，像威利这样的人，无论在教会内外，都看不见驱动他们的东西。一个令人好奇但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像威利这种读过圣经的人，却无法有效的了解自己心中和周围的浮华市集诱惑自己的偶像这个主题。?威利总是在行动，冲动且情绪化。对在神看来他的内心和他的世界的问题所在知之甚少。当人开始领会自己生命中的偶像这个主题时，对“神在我生命做什么”这问题的回答才会比较自信。

我的分析主要是在“心理-社会”层面（是圣经盟约下的“心理－社会”）。对于威利问题合乎圣经教义的完整分析是“心理－社会－信仰－肉体－意志－体验”分析。?显然，想要知道每个变量的准确值，从人的角度，最终是不会有答案的——虽然众多的社会科学家仍在努力。然而圣经的答案总是非常可行的——转离偶像，敬拜真神，在真理中更新心思意念，”悔改与信靠”的行动。

主权问题

人类动机的这两个方面也许会被抽离出来来看，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个统一体内研究其中的一些方面。本文所关注的两个方面——人心和环境——无疑也是圣经花了大量笔墨的两个方面。但人类动机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多重视角的主权问题，是拜偶像与假神还是真实地信仰真神。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透镜来看这个问题。

• 透过人心看谁做主：充满恩典、“简单直接”的圣灵的意念，还是我肉体猖獗的、拜偶像的欲念。

• 透过社会影响看谁做主：接受神国和基督身体的群体影响，还是接受我们的世界的范例和价值观（从各种婚姻和家庭体系等微型王国；到逐渐增大的领域，如：同伴关系；邻舍、学校和工作场所的文化；种族、经济阶层、国家等）。

• 透过属灵主宰看谁做主：是贤明的君王耶稣，还是暴君撒旦。

• 透过生理影响看谁做主：是在复活盼望中忍受身体的痛苦和困扰，还是立即满足肚腹，体贴肉体的痛苦、愉悦、缺失和欲念。

• 透过意志的选择看谁做主：是自觉地相信神的应许、顺服神的旨意，还是根据我自发的意志、欲望、观点、“看起来适合我”的想法去相信和抉择。

• 透过对神的经历看谁做主：是学习在神的祝福中喜乐，在神所赐的逆境痛苦中悔改和信靠，还是如意时狂妄、骄傲、自满，一旦生活有痛苦、受挫折、不确定时，便抑郁，愤怒，恐惧不安。

尽管本文重点阐述的是前两个透镜的相互关系，但我希望能拓展我们看待威利的眼界，而不是拘泥于局部。在圣经原则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完整地来看威利和他的世界。了解行为受控的概念使我们将看似矛盾的事物统一起来。威利对他的行为全权负责，威利的内心世界满是偏执、扭曲、盲目的冲动，威利总是被外界左右、诱惑、试探、欺骗。但威利也是基督徒，圣灵与神的话可以行大能，既使他由内重新定位，又使他摆脱侵害。

偶像崇拜和耶稣基督福音的事工

本文的重心偏向诊断问题：我们如何按圣经来了解人们？但合乎圣经的诊断必然直接引发合乎圣经的治疗。本文所描述的对人的了解，使福音的信息得以应用于与患者相关的问题上。

基督徒辅导员面对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深入应用神大爱的福音。目前有许多应用的方式都是错误、扭曲或片面的。当人们没有意识到或错误领会人心和浮华市集的偶像时，很容易将福音断章取义和削减。如果我们可以确切理解负责任的行为、具有欺骗性的内部动机和强大的外界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基督的丰盛就会直接与每个人相关联。曾经只是“头脑中的知识”，“枯燥的教义”便会充满智慧、现实意义、吸引力、希望、喜乐和生命。人们看待福音就不仅仅只是一张去天堂的门票，以及对屡犯不改的、行为上的罪的机械性宽恕。

有多少人像威利和艾伦一样，对于看似无法动摇，具有毁灭性的模式陷入一种茫然的罪疚。但是一旦威利明白他内心真正的需要，和摆脱捆绑的需要，他就真正明白他实在是需要基督。对于那些明白他们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基督就会显出大能?。作为基督徒辅导员，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和辅导工作中，常常不能将福音直截了当地、敏锐地、有实际意义地表达出来。我认为那些想帮助弟兄姊妹的基督徒有两大倾向：心理学化和道德化。

有心理学化倾向的基督徒辅导员对于问题行为的动机真正感兴趣。他们试图同时解决引发和构成行为的内部与外部力量。却常常错失了心的问题，“需要”的类别常常取代了圣经中的直指心灵与神的关系的类别——偶像崇拜、肉体欲望、对人的恐惧等等。较之圣经的观点，对于环境因素，诸如受虐的经历、坏榜样、功能障碍家庭模式等的决定性作用也被夸大了。

这些关于内在和外在动机的观点，恰好可以解释行为方面和情感方面的问题。“你感觉很坏，行为不佳是因为你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因为你的家庭没有满足它们。”治疗的逻辑也与诊断的逻辑一致：“我接纳你，神也真正接纳你。你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你可以开始改变你的感觉和行为。”这种方式避而不谈行为的责任性，整个改变的过程变得更多的是满足需要的过程，而不是有意识的悔改：在基督里心意更新。

福音是什么？

当人们不理解偶像崇拜时，会如何对待福音呢？最典型的就是“神爱你”成为一种工具，以满足那些感觉很失败的人自尊心的需要。福音中的一些内容——给罪人的恩典，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降格或扭曲成“无条件地接受那不为人接受的人。”分享福音时，就变成“神接受本来的你（God accepts you just as you are），神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可是，那并不是合乎圣经的福音。显而易见的，神的爱不是罗杰斯心理疗法的无条件的肯定。动机的需求理论——而不是偶像理论——将福音歪曲成根本是错误的“另一个福音”。

福音比无条件的爱更好。福音说：“神把你当成基督来接受你（God accepts you just as Christ is）。神对你的爱是‘反条件’的。”基督背负了你当受的咒诅。基督是令父完全满意的，而他却将他的全然美好给了你。基督以大能掌权，使你成为父的孩子，他靠近你，开始改变你身上无法被神接受的东西。神从未接受我的本来面目，他是接受“基督里的我”。这中间的重心是不一样的。真正的福音不允许神的爱被卷入灵魂所贪求的、被人接纳的自我价值的漩涡。它彻底使人摆脱自我为中心来看自己以外的事物（即圣经中所说的“敬畏神”和“信靠”）。

有些人将神视为永远无法取悦的、最终的、最大的批评家，有心理学倾向的基督徒辅导员就非常喜欢向这些人宣扬神的爱。但是由于他们不能抓住本文所探讨的问题的本质，他们所宣扬的福音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式的。十字架仅仅成为神爱我的表征，而失去了十字架的力量，即无瑕羔羊替我负罪，令我彻底悔改渗透人心的罪。“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道德化倾向的基督徒辅导员则面对另一种问题。当基督徒辅导倾向道德化时，基督的恕罪往往只局限于行为上的罪。比起心理学化的福音内容，道德化的福音内容更正统些，可是应用的范畴却大大缩小。心理学倾向至少注意到了我们内心的复杂和外部的挣扎，尽管二者都被系统化地扭曲了。而道德化的倾向却体现了对本文所探讨的各种“坏消息”的片面理解。

道德化的基督教通常不关心社会环境对我们的压力以及造成的挣扎。辅导员们担心，一旦关注这些问题，便会迎合我们心中蠢蠢欲动、怨天尤人的心理，而减少了人应担负的责任。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了解施加在我身上的罪恶——即环绕我生活的浮华市集——对我更全面更深刻理解、感谢基督是至关重要的。关注那些从负面压迫我、塑造我的力量会使我更有智慧，更负责任和更具怜悯心。正如诗篇一篇又一篇所讲述的，正是我们的苦难使我们经历神的爱，那爱安慰我们，改变我们。当我们在苦难中明白神的应许和大能时，我们就得到安慰。当我们在苦难中学习投靠神而不是各样虚浮的偶像时，我们就被改变。

道德说教者对动机内因的理解也很薄弱。内心动机可能会被片面理解成对于“自我”或“肉身”的意识。但这样相应的解答往往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决志信主，即所谓的“一切都交托给神”和“完全降服”，就成为用来解决所有的动机问题的孤立的一两次蒙福的行为。福音只是对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或某种戏剧化的献身行为来说的，而几乎看不见漫长的、福音的更新心意的过程，这是像威利这样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耶稣要我们每天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向我们制造出来的偶像死，学习与那有丰盛恩典帮助我们的主同行。接受主的爱，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是任何形式的主动信靠主的行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我研究过两种常见的对耶稣基督福音的断章取义。二者对人心的背离和易受外界影响这两个事实的理解都很片面。人是偶像的制造者、购买者和销售者。我们穿梭在一个充满其他偶像制造者、购买者和销售者的小城里。我们时而买，时而卖，时而追求，时而同意，时而威胁、操纵别人，时而从别人那里借贷，时而强加于人，时而攻击，时而逃跑。但有一个更大的福音。在浮华市集的入口处，有一个人这样恳求基督徒和他的同伴：

“把天国一直摆在你们前面吧，坚定地相信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别让世界上的东西逮住你们，尤其要注意你们的心灵和欲望，因为它们非常邪恶，最靠不住。下定决心；你们有天地间所有的权力做你们的后盾。”

基督徒经过浮华市集，沾染血污，心灵却更纯洁，在与世界、肉体、魔鬼奋力争战中，他记得他的目的地——天国和召他来得生命的主耶稣。

合乎圣经的福音使人摆脱个人的罪和环境的控制。圣经所说的内心的偶像崇拜概念，使人们看到他们需要耶稣作他们满有怜悯的救主，救他们脱离心思意念和行为上的罪；社会-文化-家庭-种族的各样偶像崇拜的概念，让人们看见耶稣救赎的大能，救我们摆脱那被我们自动接纳的、虚假的主人和错误的价值体系。基督的辅导显明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看见，只有真正的福音才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附录：

①正如十诫里的前两三条诫命一样，第一大诫命把对主的忠诚与不忠进行了对比，与偶像崇拜的公开战斗形象地表现在金牛犊身上，之后在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上下、先知书和诗篇中反复出现。

②世界、肉体以及魔鬼的汇合是不足为奇的，正如它反复出现于整本圣经：特别浓缩的例子见弗2:1-3以及雅4:1-7。

③“心”是个最复杂的圣经词汇，它决定我们的生命方向，行为及思想等等。参见箴言4:23，可7:21-23，来4:12f等。“心受割礼或未受割礼”这种比喻手法与“心中的假神”很相似，两者都是用一种外部的宗教形式来表明内心的驱动力，而这种内在动力又被外在行为表现出来。

④保罗、彼得、约翰以及雅各对此归纳性的综述见加5:16ff；弗2:3和4:22；彼前2:11和4:2；约一2:16；雅1:14f，这里将私欲称为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

⑤弗5:5和西3:5。

⑥约翰·班扬，《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7）, 84-93页。

⑦在此我只是评论社会影响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影响不仅将社会的偶像传递给我们，也诱发我们的心制造偶像。如果你朝我发火，我往往会从你身上学到坚持自己的意愿是最重要的，同时我也学到一些达到这种目的的伎俩，我本能地会制造出补偿性的偶像来反击、抗衡或逃避。人总是喜欢以恶报恶。我也可以评论社会影响的正面作用——既有班扬所描述的，也有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正面影响将信仰传递给我们，也往往会激励我们心中的信仰，使我们悔改，转离偶像崇拜。用合乎圣经原则的方法对待敌人，是要以善报恶。这既是从别人身上学到的，也是由心萌发产生的。

⑧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的历史学家都说过，大多数的症状和所有的诊断名称都是受文化约束的。包括大量人类痛苦和恶劣行为的功能性问题（相对于机体问题而言）受文化制约尤其明显。这种相对化的观察表明那些诊断名称并不科学，也不客观。如果我们看清了这些名称的本质，那么从大局来看，名称偶尔也是有用的。名称只是观察结果的粗略排序，是在价值和理解范畴内的元素。由于诊断的分门别类充满了哲学思想和一些理论，想要追寻遵照圣经的价值和理解体系的基督徒必须形成合乎圣经的分类方法，而且也必须对世俗的分类方法保持高度的警惕。

⑨很显然，如果偶像崇拜是“相互依赖”的病因，那么在基督里悔改信主就是良药。这种观点与“相互依赖”理论（无论是使用世俗或圣经词汇）的文献里提出的解决办法有显著的差别。那些文献中经常感性地描述那机能障碍的偶像的模式，即诅咒和奴役人的上瘾和依赖。那奴役拯救者或被迫酗酒者的偶像并不能解救他们。那些文献甚至会用“偶像崇拜”作为一种比喻，但却不是指“崇拜偶像背叛神，所以要悔改”。他们的解法无一例外地都是提供另外一些不同的，自以为更有用的偶像，而不是向圣经中的基督悔改。世俗的疗法都是教人们一些机能良好的偶像，一些确实“有用”并“保佑”他们暂时的快乐生活的偶像（诗篇73）。

比如说，用尊崇自己来替代试图讨好一些很难讨好的人，而不是尊崇那为我们这些罪人受死的羔羊；得到被自己看重的人——首先是心理医师——的认可和爱，产生一个对人的惧怕和依赖的成功的版本，而不是教导他们信靠神；学习给自己定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可以建立自信心和自我信靠。这种结果看似不错，其实从根本上是个假象，假福音的信徒有时也会有暂时的繁荣。不涉及悔改的医治其实没触及偶像体系。这种医治只是修复重建一个能更有效运作的无神状态。圣经偶像崇拜的主旨深刻揭示了所谓快乐、健康、自信的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机能良好的偶像）其实正如那些不快乐的人的机能障碍的偶像一样，是自我毁灭性的，只不过后者更明显，更直接。

⑩当然，术语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个人问题”和“功能失调的生活”意味着仅对某人自己、家庭以及社会负首要责任，而“罪”意味着对神（审判者）负首要责任，个人与社会责任只是接踵而来的后果。

圣经的日常观察模式适宜地形容人类动机的推动力和牵引力两方面，并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各种心理学说不是把重心倾向于驱动上就是放在目标导引上。偶像崇拜的概念范畴丰富而灵活，它贴近生活，不同于其他非圣经的解释那么随机和抽象。

在许多经文当中，太4:1-4,6:25-34，约6以及申8这四段经文，在更为实际的细节上勾勒出了这些主题。请注意看这些与神相关的词—爱，信任，恐惧，希望，寻求，事奉，避难等—是如何运用到与食物相关的事情上的。

太6:32，“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箴29:25；耶17:5-8。

若有其他真实的人与威利相似，则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个案例研究的客观细节是以许多不同的人的摘录和模式虚构的，在所有的行为、性别、年龄、背景等具体细节上作了一些改动。相似的，偶像崇拜的分析衍生自圣经对普通人心——包括我自己——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个具体人的分析。威利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是人类偶像崇拜的特殊显现。

可10:42-45

约翰·凯文在《机构》（Institute）的开场白中关于人性精彩的论述这样写道，偶像“是从我们内心蕴孕出来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偶像是从我们周围蕴孕出来的。我们总是会去信奉身边一些东西。

这个妙语我是从Dick Keyen所著的L’Abri Fellowship中借用过来的。

我们的辅导从何处入手？在处理问题时，有没有什么影响力大小等级可循？有没有“主要”的具影响力的关系？答案是可能会有。具体说：在本案例中，威利和父母的关系是否是有效辅导的关键？并不一定，尽管动态心理学非常重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圣经却没有相似的看法（既不反对也不赞成研究亲子关系)。我认为在本案例中，目前辅导员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威利与父母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无论我们处理威利生活中任何有问题的人际关系，最终我们都会被本质上很近似的一些问题纠缠，同样的偶像和罪。我本能地认为这个案例的关键是威利和艾伦的夫妻关系及威利与子女的关系。大多数棘手的问题都集中体现在这些关系中。至于他与父亲的关系则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一样，都是尚在争论中的问题。但为着威利的成长、更新、悔改、内心和行为上的改变并不一定需要反省他和父母的关系。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林前10:13)。在骄傲/惧怕人之间的摇摆贯穿人性，它一直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然，在一些特定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具体的偶像并为之命名。智慧的合乎圣经的辅导处理具体问题。耶稣指出那个富有的少年人的官的问题在于太爱慕钱财。撒种的比喻指出人们的不信，屈从社会，专注于钱财，快感，个人的烦忧(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偶像)。在旧约中，以利亚直面巴力的敬拜。在辅导深入的过程中，威利需要对付他在人前表现的动机。?Richard Lovelace, Dynamics of the Spiritual Life，Downers Grove, IL: Inter Varsity Press, 1979, 110页。

赛53:6，士21:25。

我们应剥去“症状”在临床解释权的外衣，它纯粹只是描述性的，它的文字意思是“常常同时出现的事物。”

J. Adams, 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 U.S.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73, 124f页。

使6:4是以真理和祷告定义事工的精典之作。弗6:10－20是属灵争战形式的精典之作：信仰的各个要素和击败魔鬼势力的种种方法。雅3:13－4:12补充说明悔改是击败撒旦的关键。

圣经反复提到我们失调的欲望是“骗人的”，由此指明了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原因所在。撒旦是最大的骗子。我们往往会迎合周围社会文化环境营造的无形骗局。我们的偶像看似合情合理，人甚至会不由自主地谈及它们，却没有意识到它们其实是自己生活中的关键问题。

剖析人类动机的方式无疑还有许多。参见Tim Keller的《圣经辅导的清教徒资源》（The 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9:3（1988），11－14页）对上一代基督教咨询辅导员多角度细节深具启发性的描述。

希4:12－16；太5:3－6；路11:1－13；太11:28－30；哥后12:9－10；事实上是整本圣经！基督的大能是我们在面对内心冲动和外界压力时所需要的。

耶8:11

主动的爱是“接受性”信仰的结果（译者注：基督教信仰是“接受性”的，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工作、他所成就的应许、和他的供应）。如同圣经许多经节一样，诗篇23篇是令我们陶醉的完全的应许。其他经节具体讲述了从礼物到感恩，从根到果，从顺服到结果子，从信靠到服事的转变（西5和约一4:7-5:12是阐述得最好的两篇）。像威利这种好表现的人，偶像驱动的人很少能品尝到天上那赐人生命的灵粮。

我们没有谈及威利扭曲的理解和价值观体系对他的孩子、妻子、朋友及父母的影响。他的观念其实是“卖”给了别人。显然，这其中有一个双方都有影响的恶性循环。反过来说，当威利能够在心思意念和行为上都有改变时，他会对他的家庭和教会造成一个有正面效应的良性循环。我们已经强调了社会影响的负面效应，但信仰其实与偶像一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