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 | 谁说药物治疗不重要？——圣辅对医药治疗的态度
2020-12-10 1987阅读
作者: CFM机构翻译
｜来源: CFM圣辅
文章标题：谁说药物治疗不重要？——圣辅对医药治疗的态度
原作者：希斯·兰伯特
翻译者：CFM机构
声音制作：CFM机构
作者简介：希斯·兰伯特（Heath Lambert），道学硕士，博士，圣经辅导员认证协会（ACBC）的执行理事，也是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第一浸信会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的行政牧师，负责门徒训练及家庭生活方面的事工。他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及博伊斯学院（Boyce College）的员工，自2006年起开始任教。希斯也是圣经辅导联盟（BCC）的创始委员会董事成员，同时担任《家庭事工杂志》（The Journal of Family Ministry）及《圣经中的弟兄之道及姊妹之道杂志》（The Journal of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的编委。希斯曾经撰写及编著了数本著作，包括《亚当斯之后的圣经辅导运动》（The Biblical Counseling Movement After Adams）、《辅导艰难的案例》（Counseling the Hard Cases）、《终极自由》（Finally Free）和《同性恋的改变：圣经中的性取向及改变》（Transforming Homosexuality: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Sexual Orientation and Change ），他最新的一本书是《圣经辅导中的神学：辅导事工的教义根基》（A Theology of Biblical Counseling: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of Counseling Ministry）。
圣经辅导运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因被冠以“抵抗药物治疗”而被人熟知。在去年以精神疾病为主题的年度会议中，我们曾发表了很多关于医疗和精神问题的看法。每次我写关于圣经辅导和医疗问题的文章时，我都明确表示药物治疗对身体是重要的，辅导员不能代替专业医生，不能试图让辅导对象停止他们的药物治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经常谴责我和其它圣经辅导员反对药物治疗。
我想知道这些谴责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谁提出药物治疗是不重要的呢？一定有人持有肯定的观点。事实上，最近有人对我说：“你也许并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是其他的圣经辅导员说过。” 当我询问具体的圣经辅导员的身份信息时，对方却说不出名字。这些现象使我想到圣经辅导运动的领袖们关于这个话题的主张。我认为从客观的角度提到圣经辅导运动的发展，都要提及这四位代表人物。这四位领袖分别是杰伊·亚当斯和韦恩·麦克（他们在圣经辅导的创立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是大卫·鲍力生和爱德华·韦尔奇（他们近年来对圣经辅导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每一位接触和实践圣经辅导的学员所学的圣经辅导知识都离不开他们四位。因此，我看了这四个人关于辅导和医疗问题的教导，以下是根据我的发现做的一个简短的总结。在杰伊·亚当斯关于圣经辅导的著作《成功的辅导》中，他清楚地认识到疾病的存在，并认为药物治疗对此很重要，包括精神科医生对病人的照顾。在写完《成功的辅导》这本书几年之后，亚当斯写了《劝戒式辅导》，在这本书里，亚当斯这样表示：很明显，疾病会对人的行为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在辅导的过程中应当寻求药物的帮助，并为此常常祷告。在辅导类著作《如何按照圣经做辅导》（Counseling：How to Counsel Biblically）一书中，麦克博士对圣经辅导和药物治疗有以下几点看法：疾病有些时候是因为人的罪（诗篇 32:3-4；38:3；箴言14:30；林前11:30），但疾病不都是由罪引起的，这也是辅导对象所面对的争战和试探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病毒感染、肝炎、单核细胞增多症、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疾病会引起情绪低落。在很多的案例中，当基督徒遭受这些疾病的折磨时，他们的抑郁症状可能只是因疾病带来的疲惫和不适所引起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每个情绪低落的情况都是由于个人的罪所直接导致的。只有对辅导对象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他们的情况才可以得到缓解或消除。他继续说道：“为辅导对象开药方或让其停止药物治疗都不是圣经辅导员该做的”。在韦尔奇的书《都是脑神经惹的祸？》（Blame it on the Brain？）中，重申了人是由身体和灵魂两方面组成的圣经教导。他一章一章地分析，强调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和灵魂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表示保持这两者都健康是很重要的。整本书致力于帮助基督徒了解身体问题和灵命问题的差异，以及身体和灵性同时出现问题的情况，以便更有效地帮助人。韦尔奇说道，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身体和属灵的问题，所以要具备辨别这两种问题的能力。解决身体问题需要通过有理解力、富有同情心、创新性的教导；解决属灵问题时也可以运用类似的方式，但教导的内容是神的律法和耶稣的福音，让辅导对象有信心和悔改的回应远比对圣经字面的理解和仅仅表面行为的改变要重要得多。在他的书中，韦尔奇表明并鼓励用药物治疗解决医疗问题。
鲍力生写了《我们所提倡和反对的》（Affirmations and Denials）一书，在圣经辅导运动中，很多人在圣经辅导理念和应用中使用它作为正确标准。鲍力生在文中提到，我们确信神的普遍恩典给人带来很多恩惠，既有个人性的祝福，也有社会性的祝福：比如，药物治疗、经济帮助、司法公正、保护弱者、教育机会。圣经辅导也将参与进来，并带动慈善组织一起来回应神爱的呼召。强调一下，这是一个简短的调查。上述提到的圣经辅导的关键人物还提出了更多关于药物治疗重要性的内容。除此之外，在圣辅运动中，还有其他人对此也做出了很多类似的阐述。我的观点是，即使粗略的阅读一些圣经辅导运动领袖的书籍，也不难发现这些领袖们都曾很仔细地申明，保持身体健康和药物治疗都很重要。而且，我没有找到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杰出的圣辅运动领袖们表示要忽略身体器官的疾病，并鼓励辅导对象拒绝药物治疗。如果以上的观点是真实存在的，那圣经辅导运动给大众留下提倡反对药物治疗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大概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得知：1、我得知一些圣经辅导员，的确告知受辅者要停止药物治疗。我说“我得知”，是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位圣经辅导员告诉辅导对象停止服药。我相信这个现象的确存在，但我无法亲自证实这一点。圣经辅导员是不该如此的。事实上，通过ACBC认证的辅导员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圣经辅导员仅仅是辅导者，并不能代替医生的角色。如果你被辅导员告知要停止服药，或者你知道有人被告知要这样做，我要告诉你，这是错误的，它脱离了ACBC实践了几十年的圣经辅导。在我的咨询机构，我从未建议辅导对象停止药物治疗，也很少主动向辅导对象谈论起关于药物治疗的话题。但我的很多辅导对象都会带着这方面的问题来见我。事实上，我很少遇到在进行精神方面药物治疗的辅导对象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我的很多辅导对象都强烈表达了对这种药物治疗的厌恶。有些时候，辅导对象有很好的理由不喜欢他们的药物治疗。有时他们接受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却没有得到改善，他们还会忍受服用药物带来的严重的副作用，比如恶心、睡眠不足、嗜睡、阳痿等。如果我也经历了这些状况，我应该也会关注药物治疗这件事。有些时候，辅导对象会有一些不太好的理由。比如，一些人觉得如果他们足够圣洁就不需要药物治疗。对于这类辅导对象，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理解：圣经也认为药物治疗对身体有益处——当人们去见开药方的医生时，是尊重自己身体的表现，当他们服用医生开的药物时，是尊重造人身体的神。我的观点是，我的很多辅导对象，无论他们给到的理由是好是坏，都是他们自己放弃药物治疗的。我实在不知道在我现在所在的辅导机构里，有多少辅导对象已经这样做了，但经常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们自己已经停止服药了。我不想他们这样做，并且我会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当辅导对象告诉我他们已经放弃药物治疗时，我会鼓励他们去见医生。然而，我不能强迫他们继续服药。我知道其他辅导员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药物治疗带来的羞耻感在辅导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我的辅导和我知道的一些辅导员中，这个问题不是由辅导员引发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教授学生怎样帮助他人解决复杂的辅导问题。我正讲到一个辅导方法，这时有人举手。一个情绪沮丧的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她问我为什么我用了如此少的时间来谈论关于药物干预的话题。她说,“在最开始你提到，‘我们需要把辅导对象的问题告知专业的医生，并让他们做一个全面的评估，这样辅导对象身体方面的疾病可以得到治疗‘， 但这之后你就没有再提及与此相关的内容了。为什么不多花一些时间来谈论药物治疗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疑问。圣经辅导员花了很多的精力告诉辅导对象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应该服用药物，但是通常却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关注身体健康的具体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论药物治疗这件事，是因为我不是医生。我想我最好是尊重我们身体的实际需要，把这些事情交给此领域的专家来解决。如果我是一位耶鲁大学的医学预科生，而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一直在谈论辅导学，我会觉得他正在做一件在他专业领域之外的事。我会希望他教导医学课程的主题，而不是其它的。当圣经辅导员避免谈论比较具体的医疗问题时，并不是指我们要忽略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我们是在履行我们的呼召。如果神想让我成为一名医生，我会从事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工作，当我作为医生却大谈圣经辅导，那是违背了神的呼召。因此，我把专业的医疗问题留给医疗领域的专家去讨论。4、我们生活在一个把所有问题都过度医疗化的文化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了很多医疗技术的巨大进步。一百二十五年前，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能做手术。我们生活的星球处在如此先进的时代，这是一种祝福。而在这个祝福中，有一个缺憾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认为每一个极端的问题都是一个医疗问题——担忧和愤怒本身不是罪，他们是需要药物治疗的疾病；忧伤本身也不是属灵问题，这常常被认为是需要治疗的“临床表现”。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拒绝这样的论点（译者注：即认为每一个极端的问题都是医疗问题）。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是同时拥有身体和灵魂的。这意味着，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有关身体疾病的话，就需要医疗手段解决，如果遇到有关属灵的问题，就要用基于信仰的方式来解决。同样，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即身体问题和属灵问题都存在的情况。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二元论——人是由灵魂和身体组成的时，人们就会对我们持有怪异的眼光。他们觉得我们低估了身体的重要性，就因我们相信人会遇到其他更大的问题，而不仅是身体的问题。关于这点，大卫·鲍力生是这样说的，当我们提及"可以劝说在怒气和焦虑中的人悔改、学习信心和爱” ，听上去，我们像是在主张“赶走癌症的恶魔”或者“相信耶稣，扔掉你的眼镜吧”之类的论调。当愤怒焦虑被视为是可治愈的身体疾病时， 我们更被人们认为是把这些问题过度灵异化的怪人——甚至对教会里的会众和牧师也这样看待。为了保护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做些什么。鲍力生在两方面是正确的。第一，在今天这个时代，关于基督的信息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第二，他提到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可以保护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事。如果圣经辅导运动因我们不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是医疗问题，而被粗暴地控诉为是反医疗的，这就证明我们需要继续写作、教导、传道和辅导。我们的坚持不能止步于“做正确的事的愿望”，我们的坚持应该从愿望扩展到提供帮助。当辅导对象有属灵的问题却被当做患者服用药物时，情况是不会好转的。只有当他们靠近耶稣并在信心中回转时，状况才会改变。当你考虑到这个事实，很容易就会发现，并不是圣经辅导员试图阻止人们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药物或其他。相反，我们希望确保人们得到全面的治疗，满足他们身体和属灵上的双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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