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黛博拉·费德曼不是一般的正统犹太教乖乖女。小时候由于父母离异，德裔的母亲出走，她被祖父母及家族中几个姑妈带大。当别的女孩认命地学习缝纫、针织、烹饪以及未来持家需要遵守的哈西迪派戒律时，她却对课程学习中被认为极不重要且“具威胁性”的世俗教育深感兴趣。

与其他女孩一样，费德曼17岁时接受了家族安排的媒妁婚姻。婚前性教育辅导只告诉她：“你的身体里有一条通道，通道的尾端是一座祭坛。你的丈夫会在那里留下一个祭物。然后，生命之门将打开，一颗种子会被种下……”

屡次尝试怀孕却相继失败后，有一天婆婆突然出现在她家里，以费德曼无法受孕之事指责她没有尽到妻子“神圣的义务”，宣判她的婚姻失败。她感觉自己被判死刑，“不孕”变成她的标签，走到哪里似乎都被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根据哈西迪派律法，因为无法生育，她成了“活在罪中”的女人。

后来费德曼终于怀孕成功，但却付上痛苦的代价。怀孕的事实让家人以为她的婚姻问题从此解决，她可以安分守己，继续努力怀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像带大11个孩子的祖母一样，一辈子做个相夫教子、严守律法、温柔持家的哈西迪女人。

可是，抬头就可望见曼哈顿摩天大楼的费德曼骨子里就不是这样的人啊！仅管在成长环境中备受压抑，她却从简·奥斯汀及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作者）的小说中滋养了一颗独立自主的心灵。在内心深处，她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一次与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教神秘主义大师会面，大师预言她会经历死亡、重生，并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她未出生的孩子将扮演重要角色。半信半疑的费德曼，后来发生了一场几乎可让她丧命的车祸，但是她奇迹般毫发未伤。车祸后，有六个月身孕的她痛定思痛，决定人生翻页，重新开始。她毅然离开丈夫、家族和从小生长的封闭社区，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

费德曼将自己如何从极端正统犹太教社群出走到世俗世界的经验，在2012年写成自传《出走布鲁克林》（UNORTHODOX），本书不仅在全球大卖，2020年更改编成Netflix迷你影集，上映后好评如潮。影集中的情节虽然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是在两位犹太编剧力图忠实呈现的努力下，不仅全剧对白大量使用意第绪语（Yiddish），影集中所有哈西迪角色也都由犹太演员亲自担纲，希望将这个身处流行文化，却相对封闭的大屠杀幸存者后裔社群的故事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极端正统犹太教哈西迪派社群中的Satmar支派，是1905年由一位先知性拉比在匈牙利创立的。纳粹屠杀事件后他将一群门徒带到纽约威廉斯堡另起炉灶，如今当地有7万多名Satmar犹太教徒过着严守宗教律例的生活。《出走布鲁克林》一书的作者费德曼说，对这些劫后余生的哈西迪派犹太人来说，“大屠杀是对他们‘犯罪’的一种惩罚，而他们犯的‘罪’包括追求教育、寻求与世俗融合与被同化。若要建立一个不会再发生大屠杀的世界，唯一的方式是严肃看待每一项传统律例与法规，并将其诠释到极致。”

因此，在罪恶感的驱使下，哈西迪Satmar支派对女性与男性的外表举止有严格的规定，借此表现出整体认同感，以区别于其他教派。女性身着长裙、长袖和高领衣，律法规定已婚女子不可露出小腿、手肘及锁骨，外出时必须戴假发。男性两鬓必须各留一撮螺旋状卷发，不可随意修剪胡子的两边及鬓发，祷告及外出时需身穿及膝黑外套、白衬衫、黑长裤，头戴宽扁帽，蓄长胡。

影集中好不容易怀孕的女主角艾丝蒂·沙皮诺为了追求自由，在钢琴老师的协助下，毅然出走生活了一辈子的布鲁克林，只身来到柏林。决心在异乡寻找自我的艾丝蒂，在音乐学院里结识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古典音乐家，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她对挥别过去的决心更加坚定；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她的憧憬超过惧怕，期待大过彷徨。

真实的人生版本是23岁的费德曼不声不响地离开丈夫，带着儿子先搬到纽约市北边的Airmont，在社区学院选修写作，并尝试与非犹太教的世俗接轨。她展开人生中许多的第一次：和金发蓝眼的非犹太裔女孩交朋友、在众人面前跳舞、享受吞云吐雾的自由、大胆主动地和男孩搭讪。

然而，离开威廉斯堡，意味着她也选择从此离开她的信仰。

出走的头几年，费德曼变卖珠宝首饰，幸好拿到一本书的出版权勉强维持家计，后来钱用光了，她把公寓分租出去，自己窝在朋友家里。为了生存，费德曼甚至一度卖卵。与外面世界接触后，费德曼发现无论她再怎么尝试与世俗同化，牛仔裤穿得多合身，指尖夹烟的姿势看起来多酷，流淌在她血液里的哈西迪基因永远不会消失，因为那是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影集中有一幕艾丝蒂参加柏林音乐学院甄试的场景。站在舞台上的她，被要求唱一首自选曲，她低下头想了想，决定唱一首在传统犹太婚礼上只有男士们才能唱的歌。当她一开口，全场屏息凝神，没想到这位外表纤瘦的犹太女孩，丹田里能发出如此强大且具震撼力的嗓音。尽管她唱的意第绪歌词，没有半个人懂，但是从歌声中流淌出的生命力却如此丰沛，跨越所有语言、宗教与文化。艾丝蒂似乎向上帝唱出了长久以来深埋心底的那份渴望与激情，她终于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一刻，当她用歌声回眸凝视自己恍如隔世的前半生时，她依然感恩，感谢祖母的养育之恩，感谢曾经身为哈西迪Satmar信徒一分子的生命经历。信仰中的质朴与美好，她谨藏在心，但是故事已经翻页，如今的她要在柏林走出一个拥有主权的人生。

“出走”是文学作品中反覆被记载和书写的重要母题之一。在一个拥有传统价值观的社会里，女性的出走更是一个富争议性和挑战的议题。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威尼斯商人》以及《仲夏夜之梦》剧中女主角都为了挣脱父权束缚，争取自主爱情而出走。

去年在读书会里读到印度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的作品《低地》，小说男主角之一的乌达恩参加反革命运动在低地被枪决，留下年轻妻子歌丽与一名遗腹女。乌达恩的哥哥苏布哈什怜惜弟媳，为了帮助她解开传统家庭的桎梏，娶了她，并带着她们母女远走他乡。在美国努力融入当地文化，默默力争上游的歌丽却始终无法忘记前夫乌达恩，最后选择出走婚姻，狠心留下女儿给苏布哈什，报答他的救赎之恩，并从此不相往来。故事最终，女主角歌丽回到前夫被枪决的低地。一位文友形容低地“是男女主角生命起源之地，开启人生重要旅程的福地，最终却也成为终结希望的墓地”。

生命中每一次的出走，无论是对抗宗教、政治、传统或婚姻的束缚，都源于一颗心无法稳妥安居。作家莫非说：“我们的心，常会破译我们的隐秘故事。”渴望自由的心是人类共同真实的情感。受罪辖制的心，永远是一颗奴仆的心；唯有顺服真理，人才能得释放，拥有真正的主权与自由。

费德曼带着儿子移居柏林，展开人生的下半场。不知道多年之后顾所来径，忆起这出走路上的颠簸与往事，她会吟唱出什么样的意第绪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