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一些人与上帝相遇的奇妙事例，当事人毫无疑问地确信，全能的上帝要改变他的人生方向。

摩西看见上帝在荆棘丛的火焰中向他显现，听见上帝命他离开牧羊这个相当安逸的工作岗位回到埃及（他在当地仍是被通缉的杀人犯），向法老传达一个不受欢迎的信息，并且带领散漫的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到一个未知的应许地（出3章）。

当扫罗正要去缉拿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与他相遇，使他脱胎换骨变成保罗，后来成了基督教历史上最杰出的宣教先锋和神学家（徒9章，22章，26章）。

出身农家的基甸，突然被上帝差派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士6章）。村夫阿摩司一直在他熟悉的伯特利传道，但上帝却吩咐他离开，他后来见证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摩7:14-15；参耶1:48，结2-3章）

我们把这些使人完全改变的、上帝与人的相遇称为上帝的呼召是很恰当的。然而，这些始终是罕有的事例，并且因为蒙召者往后的侍奉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但圣经却没有暗示，记录它们是为了确立一个通用的模式。

可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福音派信徒每当要做重大的决定（特别是关系到事业和婚姻）时，都普遍期望得到这类惊人的启示。他们期盼和祈求上帝给予某种超自然的指示，让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在未得到这类指示之前，他们觉得只可以说：「嗯，我还未领受到上帝的引导。」他们究竟期盼得到怎样的指示呢？至少，要让他在众多选择或可能性中强烈地感受到某一个才是他的「正确」选择。

然而，他们期望上帝在这类事例中，用特殊的感觉、异象或声音来引导他们，是否真的合理呢？上帝带领摩西、保罗、基甸和阿摩司去做一些他们连做梦也没想过的事，因此，唯有透过一次具体的上帝与人的相遇，上帝才可以吩咐他们去完成他所委派的任务。至于要与谁结婚、是否奉献作传道人或移民等决定，却很难归入这个类别。期望上帝用特殊和超自然的方式来引导我们做这类决定显然是错的。

我们所质疑的，并不是做了正确决定后所获得的稳妥感；我们的重点是，即使面对一些影响重大的决定，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期望——和实际上要求——上帝以某种形式直接把他的指示告诉我们，也就是此处所讲的「超自然」。

当然，这种期盼如果是错的，它的结果便注定是不愉快：困惑、懊丧、罪疚、犹豫不决、极之倚赖内心的冲动，到头来却只能随便做个决定——全因为上帝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赐予这类超自然的指示。错误的根源似乎有两方面：

 心底里不信任基督徒的理性思维，认为它不足以思考灵性上的事；

 过度倚赖突如其来的强烈情绪——不管是情绪高涨还是情绪低落——来显示上帝是否喜悦这件或那件事。

我们需要承认，这种几乎是迷信自己会如何感觉和有什么感觉的先存观念，不仅不是属灵的标记，反而是一种怪癖，是源于西方文化浪漫主义运动的带点滑稽的衍生物。同时，我们还要对基督徒的理性恢复信心，纵然这种以圣经为基础的合理思考并没有超自然的标记作为糖衣包裹着。

恢复这种理性思考，也就是归回基督教世界在感染这「感觉至上」的病毒之前回应召命的方式，尽管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已经沿用三百多年了。恢复这种思考方式绝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反之，是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承认尝试其他方式失败后，才回归先前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考验的方式。我们必须明白这点。

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中期，基督教的教师不会这样谈论事业的抉择，但是，从他们招募日后的教牧人员的进路看，他们会明确认同应该根据以下两个问题做出事业的抉择——首先，你的处境容许有哪些选择？其次，在各种选择中，哪项最切合你的兴趣与能力？

当时的年轻人，也许绝大部分都受制于家庭和难以逾越的社会阶层：对比之下，我们今天却有数之不尽的选择。此外，在神圣的婚姻关系上当时主要是父母安排，多多少少属于包办婚姻；相比之下，今天则是由男女双方自由选择结婚的对象。

不过，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方式却大抵没有改变。我们应当这样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祷告：「倘若我投身的行业将成为我的终身职业，求你让我清楚知道哪个行业我可以快乐地从事一生。」在婚姻方面，我们也应当这样祷告：「求你让我清楚知道，哪个对象我能够忠诚而全心全意地钟爱一生，以使我们两人能长相厮守，至死不渝。」

当上帝回应这两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便按所求的清楚知道，伴随而来的内心平安则表示：「你不用再为这件事情思前想后了；现在你知道了，可以马上行动。」在这之前，你已经在主面前权衡各种利弊，或许也审慎地聆听了别人的意见，如今经过祷告之后，你便从主那里得到理性上的清楚印证，事情便这样定了。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福音派信徒，思想到召命的时候还有另一个限制，就是当时兴起了一种观念，认为只有四种召命真正有价值，分别是：宣教士、牧者、医生和教师（对当时的女性而言则分别是：宣教士、教师、护士，或是嫁给从事这四大「光环」行业的男性）。我们应该高兴的是，这种想法已成过去，信徒如今能更清晰地认识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洞见：只要诚实、忠心地从事任何一种光明磊落的工作，尽力把工作做好，尽量对别人有所帮助，就都能够荣耀上帝。

因此，信徒不管是做外卖速递、夜班清洁工、股票交易员、保姆、农民、会计、汽车修理工或是作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工作视为神圣的工作。上帝把各种不同的技能、兴趣和机会赐给人；信徒除了用言语来称颂他，奉他的名把工作做好，也同样令他受到称颂。使工作不变成苦差而变成召命的，并非工作的性质，而是信徒是否为着主的荣耀而做那份工作。

让我们更清晰地说明这点。工作乃是任何有益于侍奉上帝和服侍人的创意职业——仅此而已。工作涉及技能的运用，但却未必一定有工资。许多工作都是没有工资的。做家务便是一个好例子；特别是在孩子成长的最重要时期，做家庭主妇便是回应上帝的一个极重要的呼召。家庭主妇以隐藏的方式侍奉上帝和服侍人她们照顾儿女，为家人建造一个温馨的家，让各人的身、心、灵都得到滋养。

我们时常忽略做家务是上帝的呼召，就如我们忽略在教会中做所谓「勤杂」的工作也是上帝的呼召一样。本书作者之一奈斯特龙很高兴看见一位出色的学者，在主日的早上到教会的幼儿室跟儿童玩耍；一位长老帮忙清理教会的化粪池，因为他不愿意叫别人做他自己也不想做的事。我们必须从头脑中除掉那个把召命与事业等同于专业、地位和收入的想法。召命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基督徒的一切志愿工作都是召命。

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可忽视一个事实，在上帝的国度里，四大「光环」行业确实有珍贵的价值，因为它们有突出的助人潜力。反过来说，信徒本身的兴趣和技能若倾向于这四大行业的话，我们会敦促他们考虑选择那些行业为职业；我们也呼吁所有牧者和导师在鼓励年轻人择业时尽这方面的责任（传统上称这方面的就业辅导事工为「召命培养」fostering vocations]）。我们只是想指出，并非只有这四大神圣行业需要向上帝负责。但的确，它们本身始终是有重要价值的；招募年轻人从事这四个行业，是对于上帝的重要服侍。

对于年轻人或是想改行的年纪大一些的人，他要问的问题可概括为：有什么工作是我既做得好又做得愉快的？当中又有哪一项工作最能够荣神益人、扩展上帝的国度，而我也因此得到工作上的满足感？带着祷告的心思想这个问题，上帝会引导信徒的思想，让他安于一个方向，他便可以有理由视它为上帝的呼召，不管是否属于那四大五星级行业。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时常放在自己面前，直至答案出现为止。上帝是我们的牧人，他必信守承诺，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必会引导我们。

我们寻求自己的召命时，一方面要考虑上帝所赐予的兴趣、技能和有关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上帝所赐予的责任。

例如，你若要照顾家人，就要确保自己选择的工作能让你履行照顾家人的责任。当子女还年幼时，选择工作的时候当然应该以子女的需要为优先；有些时候，这意味着要选择对你自己来说是第二或第三好的工作，因为只有那份工作才能负担家庭的开支和儿女的教育。又或者，你选择工作时希望工作地点能靠近孩子（外）祖父母的住处或好学校，虽然这意味着薪酬或声望会较低。又或者，你可能不接受晋升的机会，因为不想因调职而令子女失去在运动方面的发展机会。同样，未婚的成年子女也应考虑年迈父母的需要，也许会因而拒绝调职往另一个地方，或拒绝接受一份在时间上缺乏弹性的工作，以免无法腾出时间带父母看病和照顾父母。家人若有特殊需要，为了照顾他们，整个职业生涯便可能需要调整，这是较少家庭牵挂的人无从体会的。

圣经却称赞这种牺牲是高尚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提前5:8）重视家庭责任的基督徒，往往可以最快见证上帝救赎其家人的喜乐；纵使其他人的选择原则是宁可为职业而牺牲一切。

本文摘自《寻求引导》（尹妙珍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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